第二百九十七節(jié) 控制廣東（2）第(1/2)頁

    尤其是番禺信任知縣周士俊，去年才剛剛上任，但是官聲還是相當不錯的。

    此人是咸豐三年(1853年)甘肅籍進士，中進士之后調來了廣東長樂縣做縣令，長樂縣隸屬嘉應州，也就是后世的梅州，是一個客家人聚集的地方，長樂縣屬于山區(qū)，但出產(chǎn)茶葉，當?shù)厝烁鶃砜蜕坛３Ｒ驗槔娑l(fā)生械斗。

    周士俊到任后，經(jīng)明察暗訪，采取果斷措施，將帶頭鬧事的人全部逮捕法辦，依法懲治了禍首，平息了事態(tài)。應該說嘉應州這里也是械斗高發(fā)區(qū)，能制止住械斗，這個周士俊不管能力如何，起碼是一個敢做事的，這一點比鶴山等地的縣令都強得多。

    英法聯(lián)軍撤走后，番禺縣令李福泰不久因功升官到了廣西，周士俊就接替做了番禺縣令。

    周士俊這種出身西北內陸地區(qū)的官員，往往有一種西北黃土地上的厚重，但同時也具有內陸地區(qū)人的保守性。

    周士俊中進士做官后，赴任前專門去向他的老師辭行，老師一見周士俊，要行跪禮，周士俊一把扶住，將老師扶坐到椅子上，自己則仍像學生時那樣垂手端立，懇請老師指點。

    老師說：“你現(xiàn)在做大官了，但要牢記兩句話，這就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敝苁靠」Ь吹攸c頭稱是。

    這種官員，是真的在恪守孔孟之道，也許也斂財，也收一些銀子，但根子上有一種保守的正直。

    這種正直，讓周士俊在番禺也贏得了聲譽，最主要的就是因為他敢跟洋人斗。

    北京條約換約之后，洋人再次來到了廣州，中國文官骨子里有種文弱心態(tài)，欺軟怕硬，洋人展現(xiàn)了他們的實力，官員就不敢招惹了，因此再次來到廣州的洋人，地位十分超然，有事情找官府，沒有不應的。

    洋人自己都沒發(fā)現(xiàn)自己的價值，但是總有一部分奸猾的老百姓能發(fā)現(xiàn)，有人發(fā)現(xiàn)找洋人說話好使之后，遇到官司，就找洋人出頭幫自己給官府施壓，每每能打贏官司。理屈的一方只要向“洋吏”送禮，托他們走中國官員的“后門”，官司就能轉敗為勝。這一方面是中國法律制度的悲哀，一方面則不斷的積壓民怨。

    周士俊到任番禺縣令后，也很快就遇到了這種事，他對此深惡痛絕，決心好好整治一番。任上碰上一宗爭田訴訟案，周士俊派人查清真相后，立馬將理屈的一方抓了起來。但是搶奪別人土地的豪強，買通了洋人，去給當時的總督柏貴遞了話。

    柏貴就派人來給周士俊遞話，希望他能放人。

    周士俊態(tài)度堅決的回復：“此人犯法，證據(jù)確鑿，未及審判，何能釋放?”

    柏貴解釋說，這人入了洋教，有洋人說情。

    周士俊不服：“縣令不是洋官，大清朝也不是外國，在大清的地界，我拿的是大清的俸祿，怎么能聽洋人的指揮？”

    最后柏貴也拿周士俊沒辦法，反而讓周士俊在廣州揚名，老百姓說他不畏洋人，是強項令。保守封閉的社會中，民族主義情緒嚴重，周士俊跟洋人對抗，是有廣大的群主基礎的，所以若非萬不得已，朱經(jīng)理在真的不想收拾他。

    但這種保守的官僚，往往也愿意做舊政權的忠臣。

    朱敬倫鬧餉的時候，由于擔心出現(xiàn)當年華庭杰和李福泰出城組織鄉(xiāng)勇圍困廣州的事情，就扣住了番禺和南海兩個縣令，等自己控制了局面，就把這兩個縣令請出來，希望他們繼續(xù)做官，穩(wěn)定地方。

    做官他們倒是愿意做，可是之后一直跟朱敬倫做對，尤其是周士俊，當朱敬倫發(fā)出讓全省州縣遞解官銀入廣州府官庫的時候，他直接說錢都讓朱敬倫搶了，他沒有錢。

    方山建議，嚴懲周士俊，給其他人做個樣子。

    朱敬倫深思了一番，這種有民望的縣令，如果殺了他，自己不會有好名聲，反而讓這種人成神了，老百姓會一代一代的傳誦。

    “由他去吧，必要的時候，我們也需要敵人！”

    朱敬倫解釋道，這種不知變通的官員，就跟聶爾康一樣，有時候也有用，現(xiàn)在用聶爾康的血已經(jīng)震懾住了大多數(shù)州縣，犯不著在殺一個文官了。

    “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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