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的猶太人與猶太社團

    考察公元2世紀后巴勒斯坦地區(qū)猶太人口和猶太社團的變化和發(fā)展，對于了解猶太人與巴勒斯坦的關系十分重要。$首@發(fā)』因為從實質上講，猶太人與巴勒斯坦的關系，是影響和決定巴勒斯坦猶太人口和猶太社團變化的最重要的主觀因素。

    135年，巴爾·科赫巴起義失敗后，猶太人遭到羅馬占領者的殘酷鎮(zhèn)壓，被殺戮被驅逐者不計其數，以色列故土一片狼藉。猶大地區(qū)的75個村莊中，猶太人全部絕跡。只有北部加利利地區(qū)破壞較小，加之不少幸存者逃亡那里，聚集了約40萬猶太人。為了加強對猶太人的統(tǒng)治，羅馬占領者不僅把猶大地區(qū)改名巴勒斯坦，還通過行政手段迫害猶太人。他們將以色列故土劃歸敘利亞，由羅馬派駐敘利亞的總督尼格爾管轄。尼格爾對猶太人征收重稅，實行使猶太人難以正常生活的苛政。

    在羅馬帝國塞維魯王朝統(tǒng)治時期，巴勒斯坦出現了較為自由的局面，大部分反猶法令被廢除，猶太教公會亦恢復了活動，猶太人可以享有法律自主權。一所所猶太會堂隨之興起，《密西拿》編纂成功，經濟繁榮，工商業(yè)獲得發(fā)展，耶路撒冷再次出現了猶太居民點。

    塞維魯王朝瓦解后，巴勒斯坦因羅馬帝國王位更迭和社會動亂而受到影響。農業(yè)欠收，賦稅沉重，民不聊生，許多猶太人被迫逃離巴勒斯坦。

    從3世紀末到4世紀末的100年間，是羅馬帝國比較穩(wěn)定的時期。這一時期對猶太人影響最大的是313年基督教合法地位的確立，從而導致對異教，包括對猶太教的敵視和攻擊。然而，朱利安皇帝執(zhí)政給猶太人帶來了希望。他不僅撥專款重建猶太圣殿和圣城耶路撒冷，而且下令減輕猶太人的賦稅。猶太人紛紛返回圣城，在圣殿山上修建了一座猶太會堂。朱利安死后，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南部建立居民點的工作并未停止。雖然基督教勢力大大增加，巴勒斯坦猶太人被迫離鄉(xiāng)背井而人口大減，但到4世紀末，在巴勒斯坦北部仍有較多的猶太人，據統(tǒng)計，約占當地人口的10％至15％。

    拜占庭帝國統(tǒng)治巴勒斯坦的前期，采取了一系列發(fā)展生產，重視建設的措施，使巴勒斯坦的經濟有所發(fā)展。另外，東正教徒和基督教徒曠日持久的神學爭論，為猶太教的發(fā)展提供了契機。猶太人利用這一有利條件，一方面大量開墾荒地，擴大農業(yè)居民點。同時，大規(guī)模修繕和擴建猶太會堂，完成了《耶路撒冷塔木德》的編纂。

    7世紀上半期，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迫于教會的壓力，頒布了一系列反猶法律，驅逐、審判和殺戮猶太人，并對他們進行宗教迫害，迫使他們改信基督教。許多猶太人不堪受辱，紛紛逃離了自己的故土巴勒斯坦。

    阿拉伯帝國統(tǒng)治巴勒斯坦的初期，由于大權操在阿拉伯軍事貴族手中，一般行政事務由非阿拉伯人掌管，加之帝國對異教徒采取較為寬宥的政策，帝國境內的非阿拉伯人的宗教社會生活有所松動，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及其社團狀況亦有所改觀。在埃拉特、加沙、臘法、阿里什和埃德里與杰爾巴阿之間都有猶太人居住。耶路撒冷的猶太人日漸增多，猶太人社團又獲得新生。

    阿拔斯王朝統(tǒng)治時，將都城從大馬士革遷到巴格達，致使帝國的經濟中心轉移，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的經濟由之趨于衰退，猶太人的生活亦受到影響。此外，阿拔斯王朝統(tǒng)治者對猶太人實行歧視政策，強迫他們戴黃頭巾，繳納苛稅，猶太人深受其害。

    11世紀初，法蒂瑪王朝第六代哈里發(fā)阿里·哈基姆頒布了更為嚴厲的限制非穆斯林的法令，再次強令猶太人穿戴有特殊標記的衣帽，下令摧毀基督教堂和猶太會堂，并迫使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在改信伊斯蘭教或離開法蒂瑪王朝的國土之間進行選擇。正因如此，11世紀末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大大減少。

    在11～13世紀西歐封建主和羅馬天主教會對東方穆斯林發(fā)動的東侵中，巴勒斯坦和圣城耶路撒冷難逃惡運。許多猶太人死于兵荒馬亂之中。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中，耶路撒冷于1099年淪陷，十字軍血洗圣城，約有二三萬人死于非命，一些猶太人被趕進猶太會堂活活燒死。在十字軍東侵過程中，身居歐洲的數萬猶太人被殺害，許多猶太居住區(qū)被摧毀。總之，猶太人成為十字軍東侵的犧牲品。巴勒斯坦地區(qū)經濟遭到破壞，人口大為減少。12世紀70年代末，全巴勒斯坦僅剩1440名猶太人。但是，隨著十字軍的鎩羽而歸，猶太人的境遇開始改觀。

    奧斯曼帝國統(tǒng)治巴勒斯坦的400年間，猶太人的力量逐步恢復和發(fā)展起來。因為帝國主要關心的是從各行省索取貢賦，很少干涉當地居民的宗教事務。當時巴勒斯坦經濟已瀕于崩潰，人口稀少。一批猶太人的遷入，使巴勒斯坦發(fā)生變化。猶太人建立了自己的街區(qū)，使該地區(qū)的許多城市得到發(fā)展，僅耶路撒冷的猶太人，從1526年的200戶增加到1554年的338戶，他們既有固定收入，又不受重稅的影響。在巴勒斯坦中部的納布盧斯以及南部的希布倫和加沙，都居住有猶太人。薩費德的猶太人達300戶，經濟情況不錯，并設有三座猶太會堂。

    16世紀后期，奧斯曼帝國處于停滯時期，巴勒斯坦地區(qū)亦動蕩不安，薩費德和太巴列也隨之逐漸衰敗。但耶路撒冷猶太社團因得到巴勒斯坦以外地區(qū)猶太人的資助卻重新發(fā)展起來。17世紀中葉，隨著大批猶太人涌入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的猶太人急驟增長。

    17世紀末，巴勒斯坦以外各地的猶太人期待救世主的熱情高漲，移居圣地的猶太人隨之不斷增加。

    19世紀80年代以前，巴勒斯坦猶太人口因歐洲猶太人的移入而繼續(xù)增長，其經濟、文化影響不斷擴大。1820年希布倫建立第一個東歐猶太移民社團。雅法也有500名猶太人。耶路撒冷老城無法容納更多移民，1861年在城外建立第一個新區(qū)，25年后，新區(qū)增至九個。許多移民轉向經營農業(yè)，猶太人農業(yè)區(qū)不斷出現，1881年巴勒斯坦已有1000名猶太人從事農業(yè)生產。猶太醫(yī)院和學校相繼建立。1870年，世界猶太人聯盟建立了巴勒斯坦地區(qū)第一所猶太人農業(yè)學校，稱“米克維以色列”。猶太人謀生方式向農業(yè)的轉變，拓寬了經濟生活領域，對開發(fā)巴勒斯坦和復興猶太民族起了積極作用。

    19世紀最后20年，巴勒斯坦猶太人及其事業(yè)得到進一步發(fā)展。1900年猶太人增加到5萬，主要居住在一些城市及近郊。另外，移民范圍不斷擴大，除了東歐、西歐猶太人以外，還有來自北非、布哈拉和波斯等國家和地區(qū)的移民。1882年由于沙皇俄國和羅馬尼亞對猶太人的迫害，加之“熱愛圣山運動”的鼓動，大批東歐猶太人遷往巴勒斯坦，形成規(guī)模較大的阿利亞行動。19041914年又出現了第二次猶太人遷徙高潮，巴勒斯坦呈現復興景象。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巴勒斯坦陷于一片混亂和災難，猶太人亦不能幸免。

    綜上所述，巴勒斯坦地區(qū)猶太人口和猶太社團的發(fā)展變化，一是同占領者的政策和外部環(huán)境有關；二是在最惡劣的環(huán)境下，猶太人也從未全部離開過巴勒斯坦。

    總之，流散地猶太人與巴勒斯坦存在著實實在在的歷史聯系。這種聯系不僅表現在精神方面，同時反映在他們對巴勒斯坦猶太人的支援及其與巴勒斯坦猶太人的宗教和文化合作交流等方面，更體現在他們移居巴勒斯坦的行動之中。盡管這種歷史聯系在當時交通工具不太發(fā)達，人員來往異常不便，猶太人處境甚為惡劣的情況下，呈零星、分散、不為人重視的狀態(tài)，但它畢竟說明和反映了流散地猶太人與故土的血肉之情和特殊關系。正是這種情誼和聯系，驅使猶太復國主義運動選擇巴勒斯坦作為復國之地。

    流散地猶太人與巴勒斯坦的這種歷史聯系，既維護了猶太人的民族和宗教特性，同時又促進了巴勒斯坦猶太人事業(yè)的繼續(xù)和發(fā)展。這種歷史聯系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逐漸趨向系統(tǒng)和全面，并最終導致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產生，使流散地猶太人與巴勒斯坦的關系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即有組織的移民及全面推動和發(fā)展巴勒斯坦猶太人事業(yè)的階段。

    這使我們不由自主地想起“猶太領土組織”的結局。這是一個主張在巴勒斯坦以外地區(qū)建立猶太國的組織，雖然不乏能干的領導人并有許多有地位的猶太人做后盾，卻在建立之后不到10年就失去影響力而成為無足輕重的組織。放棄在巴勒斯坦立國的主張，是這個組織陷于失敗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見，巴勒斯坦對猶太人的影響和感召力。這充分說明猶太人像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一樣離不開巴勒斯坦，巴勒斯坦永遠屬于這兩個不同信仰的民族。

    看最新章節(jié)

    永遠的傷痛——納粹大屠殺

    1941年初，納粹決定全面屠殺猶太人。不過受到傳統(tǒng)的反民族教育影響，企圖隔離猶太人的觀念早已根深蒂固，最明顯的例子則是在1930年代末期，納粹展開的一連串控制猶太人的行動。

    隔離猶太人

    1930年代，德國開始解雇所有擔任公職的猶太人，并禁止他們參加集會活動。隸屬奧地利中央的猶太人移民署，在1938年則強迫四萬五千多名猶太人遷離家園。德國及捷克也用同樣的手法強迫猶太人移民。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前，約有四十萬名猶太人被迫移民，但還是有四十萬名猶太人淪入納粹統(tǒng)治。

    戰(zhàn)爭爆發(fā)，波蘭西部另外二百萬名猶太人也難逃納粹魔掌，并且被迫戴上代表特殊身份的標志。東歐地區(qū)的猶太人則都被集中到隔離區(qū)居住。至于其他遭到納粹占領的西歐國家中的猶太人，也難逃隔離命運。

    猶太人被集中或隔離，財產也會遭系統(tǒng)地侵占，像是棄置的公寓連同來不及帶走的東西都會遭到查封，銀行賬號被凍結，流亡者隨身攜帶的貴重物被沒收。納粹黨人就連被殺的猶太人都不放過，甚至搜刮尸體上所有可能有用的東西。

    猶太人在遭受納粹對付期間，也曾想盡辦法維護生存意義與生命安全。但是由于猶太人零星分散在全歐洲，而且缺乏領導人物，自衛(wèi)能力顯得相當薄弱。此外，他們所面對的卻又是一部以德國軍隊為后盾、效率高，又決心“徹底解決猶太問題”的政府機器，讓雙方的力量有如天壤之別。

    納粹政權除了軍事武力，還擁有一種效率十足的工具-蓋世太保（gestapo，即秘密警察）。1939年，納粹政權在蓋世太保之下，成立國家公安署，由heydrich控制。負責處理“猶太問題”的adolfeichmann部門便在國家公安署的管理下，將魔掌伸向納粹統(tǒng)治區(qū)的每個角落。不只是猶太人無法對抗這一部政府機器，歐洲其他地區(qū)的人民、政治家、游擊隊以及地下組織都無法與之抗衡。

    事實上，欺壓猶太人的不只是納粹政權，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更具有決定性。面對納粹政權，非猶太裔的歐洲人可以選擇與納粹勾結、對抗、或是不予理會（大多數非猶太裔人的選擇）。但猶太人就算是選擇勾結或屈從，還是會被仇視。

    在這種環(huán)境中，猶太人只能得到極少數來自鄰居個人或社區(qū)的援助，因為反對納粹，仇視猶太人的傳統(tǒng)，還是讓一般人不愿伸出援手。因此，納粹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德國政府的本性、受德軍控制的地理環(huán)境、以及猶太人與其歐洲鄰人的歷史淵源，織成了一張歐洲猶太人難以逃脫的天羅地網。

    猶太區(qū)

    納粹政權為了將“猶太病菌”和社會其他部分全面隔離，于是將猶太人拘禁到稱為猶太區(qū)的特定區(qū)域。從歷史角度看來，猶太區(qū)是東歐猶太人從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的自由，步向被屠殺命運的過渡期。也就是因為猶太區(qū)，納粹才更有辦法將數百萬猶太人依序送進死亡集中營。

    把猶太人集中隔離在猶太區(qū)的想法，在1938年的“水晶之夜”事件后萌芽，而在德軍入侵波蘭后不到一年時登上高峰。根據估計，當時納粹占領區(qū)中共有兩百萬猶太人，住在城鎮(zhèn)或鄉(xiāng)下的猶太人，則通通被遷往大城市中的猶太區(qū)。heydrich在1939年9月21日對機動死亡部隊軍官進行演說時就表示:“將猶太人遷往大城市的決定，乃基于整體治安考慮，似乎有必要同時發(fā)布命令，嚴禁猶太人出入某些地區(qū)；并基于經濟理由，在猶太區(qū)實施宵禁。”

    猶太區(qū)的生活是由一個猶太委員會（judenrat）負責組織和管理。猶太委員會管理的范圍涵蓋猶太區(qū)的金融、衛(wèi)生、產業(yè)和工藝等等，不過有些工作是委員會主動要求，以便維持猶太社區(qū)的整體運作。

    猶太區(qū)里的日常生活其實相當艱苦，食物完全依賴德國政權配給，持續(xù)不斷的饑餓更影響里面每個人的思想行為。另外，盡管每塊空地都有人栽種蔬果，黑市交易或靠行賄取得食物的情形相當盛行，新的經濟階級和經濟犯罪，也屢見不鮮。

    猶太區(qū)另一項特色是擁擠。華沙猶太區(qū)的面積，只占整個城市面積2.4%，不過里面卻住了30%的華沙人口。至于好幾個家庭擠在一間公寓里的景象都相當常見。而受到疾病及傳染病的影響，猶太區(qū)的死亡率也居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