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說的都是康熙年間對內對外硬方面的麻煩，但對內從中華民族誕生之日開始，便有了一個令人頭疼的麻煩——黃河水患。明潘季馴所治理河患的故事還歷歷在目，治河地區(qū)的潘公祠也如同武侯祠一樣，在人們心中有所重量。

    其實黃河并不是一個有感性的思維實體，也并非存心與中國人作難。它的問題一方面是因為穿過了寧夏和內蒙古沙漠，還有經(jīng)過黃土高坡帶來了大量的泥沙和黃土；另一方面就是到達了孟津以后那么地勢相對平坦，水流不快，泥沙沉積下來，越來越厚，河床也越來越高，只能“改道”。

    自東漢以后，治理河患的越來越多的河道官僚中的糊涂蛋，摒棄了大禹治水的“疏、浚、導、引”的四字方針，卻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去用因治水無果的鯀的辦法，非要去筑堤來堵。而“改道”也就成了小規(guī)模、象征性的改一改罷了。

    堤壩修筑的越來越高，這樣就讓黃河的若干個“澤”全被隔絕，最為可怕的是下流的若干分水口也被堵了，這樣那么多黃河之水往哪走呢？怎么能不“發(fā)火”呢？

    康熙繼位的時候，當時的黃河所走的路是和今天的地圖上黃河不一樣的。從順治朝到康熙初年的時候，黃河決口的事情一直不斷絕于河道的奏章中，其中康熙九年四月的時候那一次，尤其厲害，淮安、揚州兩府各縣（要知道現(xiàn)如今的黃河是不走這邊的）的土地被淹的所剩無幾，要知道中國古代是一個農業(yè)大國，農業(yè)文明發(fā)達，農民以土地為最主要的收入甚至唯一收入，沒有收入的時候，佃農還需要交稅給地主，最后只能成為逃難的難民，在沒有吃的時候，只能是“民大饑，皆相食”。

    既然有了水患，就治理唄。當時的河道總督叫王光裕，用的方法是頭疼醫(yī)頭，腳疼醫(yī)腳，搞了七八年之久，毫無功效，相信這七八年的時間里，民眾是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的。

    康熙十六年二月，王光裕被免職，即位河道總督的是靳輔。他是漢軍鑲黃旗的人，曾經(jīng)擔任過安徽巡撫，本來他對治河沒有什么研究，但為人處事穩(wěn)扎穩(wěn)打，想要把黃河治理好，并且物色到了一個浙江錢塘人陳潢。

    靳輔從康熙十六年治河到了康熙二十七年，十一年的時間里，還是完成了不少的工程的。

    首先，他在淮陰以東的黃河兩岸，修筑了建筑的堤壩，一直造到了距離海岸的只有二十里的地方。

    其次，他加強了加強淮陰以西的堤壩，讓水能夠更為集中，更加有力的去沖刷河床的泥沙，這樣以后，黃河獲得了淮河的助力，居然能夠沖刷掉自身積累的泥沙，奔流到海不復回。

    再然后，他知道運河關系到了國家的漕運，不應該長時間因為黃河的問題而中斷，他除了修筑運河的閘口以外，還花費了很多的銀子去加開了一段新河，稱為“中河”。在這項工程完成了以后，漕運也開始暢通了起來。

    最后，為了保護黃河周邊各縣的農田，防止再次溢出來黃河的洪水，修筑了許多的“減水壩”，在堤下開了若干個小口，可以在方便的時候放水，這樣一來不僅可以保護農田，甚至還可以在農田缺水的時候，給農田灌溉。

    以上四項著實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此時，朝中直隸巡撫漢軍旗于成龍反對他，說他用錢太多，說“中河”并不能通行船只，說“減水壩”會造成以后的決口（這著實是有罪推定了），總之，就是說他的治理方法不合理不正確。

    康熙無奈之下，將靳輔召回北京，在康熙二十七年三月讓他和于成龍等在宮里的乾清門當面辯論，康熙親自主持他們的這場辯論會。

    靳輔的辦法雖然很對，但辯論卻失敗了，原因呢不是他不會說話，而是于成龍在北京這地界比他更有人附和。

    靳輔被無辜免職，他的智囊陳潢也在押解北京的途中逝世了?？滴跞蚊粋€叫王新命作河道總督，一事無成，三年后被免職?？滴踹@個時候又想到了靳輔，靳輔無可奈何之下，只好又來治河，干了幾個月就積勞而死。

    康熙讓于成龍試試，也是看看他是不是只會嘴皮子，于成龍就很聰明，當時辯論的時候嘴上說了一堆妙法，結果真的上陣的時候，又用的全是靳輔的主意，把事情做的還算妥帖，康熙也就不說他什么了，在康熙三十九年，于成龍死在了任上。

    后續(xù)的治水工程，在康熙四十七年大功告成。黃河倒也懂事的很，不再害民，一直到了咸豐六年，它繞過了淮河和運河，改道而走，在去山東入海，一直到了今天黃河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