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西安事變（上）
特務(wù)處時期，即抗戰(zhàn)開始以前的軍統(tǒng)，其重點關(guān)注的地區(qū)，主要有幾個，東南是上海、南京，即舊稱的“京滬地區(qū)”。原因何在，我們前面說了。
上海以外，主要就是華北了。
華北也分為幾個階段，其關(guān)注點不斷擴大。最初是以北平為核心的平、津、冀地區(qū)，主要由于20世紀30年代初期，日本極力推進所謂“華北自治”，這里是對日諜戰(zhàn)的前哨陣地。
1933年3月，熱河省淪陷，并被日軍劃入偽“滿洲國”，接著，德穆楚克棟魯普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府”，察哈爾的形勢驟然復(fù)雜。因此，特務(wù)處的關(guān)注點向西擴大，察綏地區(qū)成為新的重點，涌現(xiàn)出了許多“出類拔萃”的特務(wù)，如馬漢三、張際春、喬家才、高榮，等等。
再往后，大家都知道了，中國工農(nóng)紅軍到達陜北，西北地區(qū)成了國共兩黨爭奪的焦點，特務(wù)處的關(guān)注點再度向西延伸到陜西、甘肅一帶。
從此，直到抗戰(zhàn)勝利，整個中國的北部都成為軍統(tǒng)的重點工作地區(qū)。所不同的，以陜西為主的西北地區(qū)屬國統(tǒng)區(qū)，戴笠是在跟**打交道。而察綏、平津是淪陷區(qū)，特務(wù)處乃至后來的軍統(tǒng)是在做地下工作，是在與日偽斗爭。
所以，同一個軍統(tǒng)，一方面在與自己的同胞做對；另一方面，又在與國共兩黨以及全民族共同的敵人——日本侵略者及其附庸做殊死地搏斗。
所以，對于軍統(tǒng)這樣一個特務(wù)組織，為什么有的時候總是感覺很難評價，道理很簡單，因為它總是同時在做著兩件性質(zhì)完全不同的事情。
同一個人，今天在向我黨開槍，明天可能就死在日本人手中了，比如王文；
再換一個人，今天在抗日的前線含辛茹苦，剛剛勝利就被軍統(tǒng)的“自己人”給整肅了，比如馬漢三；
又換一個人，今天還是抗日的英雄，到解放戰(zhàn)爭的時候又猛抓**，比如白世維；
還有很多人，今天還在為國家、民族制裁敗類，明天被捕，可能就落水當了漢奸，成了自己同事、下級的制裁對象，比如王天木、陳恭澍。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殊難評價。
——只能說，那個時代太特殊了，特殊的時代造就了這樣一群特殊的人。
特務(wù)處西北區(qū)，是20世紀30年代中期建立的，并逐漸發(fā)展成為軍統(tǒng)工作的重點。
1935年10月，紅軍長征到達陜北，西北頓時熱鬧起來。
尾隨而至的，是胡宗南。
1932年4月，“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成立，蔣介石自任總司令，進攻我鄂豫皖、湘鄂西兩個根據(jù)地；同時任命何應(yīng)欽為“贛粵閩邊區(qū)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進攻我中央蘇區(qū)，這兩部分軍事行動合起來，即所謂對我根據(jù)地的“第四次圍剿”。
1932年5月，時任第1軍第1師師長的胡宗南在南京參與創(chuàng)建了復(fù)興社之后，隨即被調(diào)到大別山區(qū)“圍剿”我紅四方面軍，這是鄂豫皖軍事行動的一個組成部分。魏大銘就是在這個時候離開胡宗南進入特務(wù)處的。
1932年10月，紅四方面軍主力離開鄂豫皖革命根據(jù)地，胡宗南尾隨其后一路窮追不舍，直追到陜南，紅四方面軍進入四川，胡宗南也想跟著進去。沒想到四川的劉湘放進了紅軍，卻不放“中央軍”。胡宗南被堵在陜南，眼看著紅軍，就是進不去，徒喚奈何。
這一呆就是三四年，直到1936年4月，胡宗南被任命為第1軍軍長兼第1師師長，奉命進攻已經(jīng)長征到達陜北的紅軍。從此直到新中國成立前夕，浙江人胡宗南一直盤踞在西北，并從一個外來戶一步一步地成為“西北王”。
不過那是以后的事情，眼下的西北，還是楊虎城的天下。
楊虎城，1893年生，原名楊九娃，陜西蒲城人。
楊虎城的經(jīng)歷，有點像賀龍，從劫富濟貧開始拉隊伍，先是成立了一個“中秋會”，然后加入幫會組織“哥老會”，從此慢慢起家。后來曾有極短時間投入馮玉祥手下，1927年，楊虎城部被改編為馮玉祥西北軍的第二集團軍第10軍。1929年蔣馮決裂，楊虎城改投蔣介石。中原大戰(zhàn)時，楊虎城將部隊擴編為三個師，6萬多人，駐西安。
由于楊的部隊實際上已經(jīng)控制了陜西，蔣介石雖然十分忌憚卻又鞭長莫及，只好就坡下驢，將楊虎城部升格為第十七路軍，任命楊虎城為總指揮兼陜西省政府主席，1932年又兼任西安綏靖公署主任。后來在西安，張學良一直稱楊虎城為“楊主任”，就是從這里來的。
此時的楊虎城，軍政大權(quán)集于一身，是名副其實的“西北王”。
紅軍長征到達陜北，打破了楊虎城地盤上的寧靜，接踵而至的，除去多了一個未來的“西北王”不算，還又新來了一個“東北王”。
這個“東北王”，不問可知，自是張學良。
從1930年9月入關(guān)到1936年12月發(fā)動“西安事變”，張學良的這6年，基本上可以用三個“一年”和兩個“一年半”來分段，也是他從人生的頂峰淪為“階下囚”的軌跡。
前面說了，“武裝調(diào)?！敝性髴?zhàn)有功的張學良，于1930年10月9日就任國民革命軍陸?？哲姼彼玖?。節(jié)制遼、吉、黑、晉、察、熱、綏、冀八省軍隊，北平、天津、青島三市及河北、察哈爾兩省均歸張學良管轄。
這是張學良人生的頂峰，從這兒以后，張學良就開始走背字兒。
過了一年，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fā)，1931年12月15日，因丟失東北鬧得民怨沸騰的張學良辭去陸?？哲姼彼玖盥殑?wù)，改任北平綏靖公署主任。
過了一年半，1933年3月4日，熱河抗戰(zhàn)失敗，承德失守。出來承擔責任的依然是張學良，1933年3月11日，張通電“下野”，出洋考察。
又過了一年，1934年3月1日，張學良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代總司令，駐武昌。
按：張學良在豫鄂皖代替蔣介石主持“剿共”期間，他的東北軍被我紅25軍殲滅了兩個師，即115師和120師，另外東北軍還有一個129師。到抗戰(zhàn)爆發(fā)，國共合作，紅軍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8路軍，下轄三個師，用的就是原屬東北軍序列的這三個師的番號。
再過一年半，1935年9月20日，西北“剿總”成立。1935年10月2日，張學良就任西北“剿總”副總司令、代總司令，駐西安。
跟著張學良一起入陜的，還有原駐扎在河北、湖北兩省的東北軍幾乎全部精銳，第51軍、第57軍、第67軍、第53軍116師，約16萬人。
按：1930年，張學良出關(guān)的時候，帶出來9個旅的兵力（東北易幟后，東北軍曾整編過一次，整編之后以旅為單位，一共有25個步兵旅、6個騎兵旅、10個炮兵團），共10萬人，編成兩個軍，由于學忠、王樹常統(tǒng)領(lǐng)入關(guān)。1931年7月，為討伐石友三，張又從東北調(diào)進3個旅和兩個炮兵團，共8萬人，這樣，關(guān)內(nèi)的東北軍一共是18萬人左右。
張學良在北平就任國民革命軍陸?？哲姼彼玖钜院?，將入關(guān)的東北軍以師為單位，編成51、53、57、67等四個軍，除了已被消滅的部隊，此次幾乎悉數(shù)入陜。
在西安，張學良度過了最后一個“一年”，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fā)。再往后，就是長達半個世紀的禁錮生涯了。
至此，西北集中了四股力量，除胡宗南的中央軍可以信賴以外，紅軍是“中央”要消滅的對象，第十七軍和東北軍則是被監(jiān)視的對象。
戴笠豈能坐視不管！
最先派到西北的，是馬志超。
馬志超，1902年生，甘肅平?jīng)鋈?，在陜西長大。軍校一期畢業(yè)。
在軍校的時候，馬志超被分在四大隊，與胡宗南、宣鐵吾、范漢杰、冷欣等等都是同一個大隊的同學。
我們知道，戴笠自己是六期的，資歷比較低，在復(fù)興社中往往被人輕視。所以他特別喜歡網(wǎng)羅早期的軍校同學，能不能干都沒關(guān)系，關(guān)鍵是裝點門面，特別是一期的，來一個要一個。
無奈，一期同學的眼界都比較高，所以，數(shù)來數(shù)去，戴笠手下也就是咱們說過的那幾個廣東人，梁干喬、龔少俠、張君嵩、吳乃憲，另外還有一個湖南人史銘，我們后面會說到，再加上西北人馬志超。
馬志超畢業(yè)于陜西潼關(guān)縣立高等小學，后經(jīng)陜西籍的國民黨大老于右任介紹加入國民黨，并推薦他報考黃埔。畢業(yè)以后，馬志超參加了北伐，此后就留在了南京。
正是在南京，馬志超傍上了同學胡宗南，還有六期的師弟、胡宗南的鐵哥們戴笠。
這倆朋友交的可值了，從此以后直到去臺，馬志超前半輩子的飯碗都是這兩個人給的。而且是一會兒靠這個、一會兒靠那個，在胡這里覺得沒勁了就去戴那里，戴那里混不下去了又回到胡那里，來去自由，左右逢源，也是軍統(tǒng)當中的一個異數(shù)。
這里又要從胡宗南說起。
1924年11月，胡宗南從軍校一期畢業(yè)，在參加了第一、第二次東征和討伐楊、劉之后，又參加了北伐。1927年5月，攻克上海的胡宗南任第1軍第1師副師長兼第2團團長，少將軍銜，成為軍校學生中的第1個將官。
這時胡宗南才31歲，僅用了三年的時間，就從浙江孝豐縣立高等小學的一個國文教師搖身一變而為國民革命軍少將！
同年10月，胡宗南升任第1軍第22師師長。在“二次北伐”中，第1軍第22師被改編為第1師第2旅，胡任旅長。1929年第2旅改成第1旅，胡宗南仍任旅長。1930年6月，胡宗南任第1軍第1師代理師長。1931年1月13日，胡宗南升任第1師師長。
按：胡宗南的升遷速度，之所以在黃埔中數(shù)一數(shù)二，與他所在的這支部隊互為因果，國民革命軍第1軍是“黨國”起家的隊伍，胡宗南從第1旅、到第1師、到第1軍，逐次上升，從1926年參加北伐到1936年4月21日，行政院任命胡宗南為第1軍軍長，兼第1師師長，就沒離開過這支隊伍，相比于其他同學，當然占便宜了。
所以，到1947年3月19日，胡宗南“攻克”空城延安之際，他說什么也得讓第1師第1旅搶這個先。很多人認為胡宗南是出于私心，讓他的老底子立“攻克”延安的首功，其實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而且是比較次要的一個方面。最關(guān)鍵的，胡宗南是要給他的蔣校長臉上貼金！
胡宗南當了師長，大家都來投奔他。前面說過，這個時候的戴笠，還在以“密查組”的名義，義務(wù)為老蔣搜集情報，既無報酬，更無工作經(jīng)費，辦公地點云云，那是更談不上了。
還在胡宗南當旅長的時候，他就在南京設(shè)立了第1旅駐南京辦事處，此時已升級為“第1師駐南京辦事處”，地點就在雞鵝巷53號。于是，胡宗南給戴笠安排了一個“辦事處主任”的名義，等于無償?shù)貫榇黧姨峁┝艘粋€辦公地點。
這下可好了，戴笠和他手下的那所謂“十人團”終于有了個待的地方，連帶著戴笠的家眷，也都有了落腳的地點。
這時，馬志超在蔣介石的總司令部侍從室工作，沒事的時候經(jīng)常到“駐京辦”來盤桓，一來二去，與戴笠混得挺熟。馬看到戴笠沒錢買辦公用品，于是經(jīng)常給他提供一些文具什么的，東西雖然不值錢，但“瓜子雖小是人心”。人在倒霉的時候，對于幫助過自己的人，是記得最清楚的。等人家發(fā)跡了你再往上貼就晚了，不值錢了。
到1932年，特務(wù)處成立，不久后胡宗南奉調(diào)前往鄂豫皖“剿共”。臨走，除了將雞鵝巷53號送給戴笠以外，還送他兩個人，一個是電訊專家魏大銘，另一個就是馬志超了。
魏大銘自不待言，正是戴笠需要的人。馬志超嘛，雖然沒看出有太大本事，但不管怎么說也是一期“學長”，他的存在就是一塊金字招牌，于是戴笠將馬學長安排到“浙警”，做了一名教育副官。
1934年，特務(wù)處在西安成立陜西省站，馬志超是西北人，又是在陜西華陰長大的，人地相宜，順理成章地成為特務(wù)處在西北第一個特務(wù)機構(gòu)的負責人。
臨走，戴笠與馬志超談話，說派你去西北工作，公開身份是陜西省會警察局局長。
馬志超覺得挺突然，說我哪會當警察局局長??？
戴笠說容易，你會吃大餐吧？會吃大餐就能夠當警察局局長。
馬志超更不明白了。
戴笠說，你去了以后，找一個好的督察長，幫你整理一切內(nèi)務(wù)；再找一個好的偵緝隊長，給你處理案子。有了這樣兩個人，你不是吃著大餐，就把警察局局長干好了嗎？
馬志超好像明白了，于是說那好吧。
考慮到馬志超沒有受過諜報工作的專門訓練，戴笠給他派了一個幫手，讓岳燭遠去給他當書記。
岳燭遠，1903年生，河南確山人。
岳燭遠也是軍校六期畢業(yè)生，不過他是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的，與另一個軍統(tǒng)特務(wù)龔仙舫是同學。
馬志超沒有辜負戴笠對他的殷切期望，去了西北以后，果然把工作搞得一塌糊涂。
同時，特務(wù)處在蘭州設(shè)立了甘肅省站，擔任站長的，是另一個一期生史銘。
史銘，原名史書元，1902年生，湖南醴陵人，軍校一期畢業(yè)。
1923年，史銘中學畢業(yè)，到廣州入“大本營軍政部陸軍講武學?！睂W習。
按：“大本營軍政部陸軍講武學?！笔浅虧撛趽巍按蟊緺I軍政部”部長時，根據(jù)孫中山的要求創(chuàng)辦的。由于程潛本人是湖南醴陵人，負責招生的李明灝和柳漱風也是醴陵人，結(jié)果這個學校招來的基本上全是湖南學生，而其中又以醴陵人居多，到最后，幾乎把陸軍講武學校辦成了湖南醴陵人在廣東的“子弟學?！?。為了避嫌，程潛有一段時間曾硬性規(guī)定不得再錄取醴陵籍的孩子入學，結(jié)果大家只好改自己的籍貫，像陳明仁，就是把籍貫從醴陵改成瀏陽才得以入學的。
1924年底，陸軍講武學校整體并入黃埔軍校第一期，為了安置這個學校的學生，黃埔在原有的4個大隊以外，專門成立了一個六大隊。所以軍校第一期獨缺五大隊，就是為了區(qū)分原有的學生和后轉(zhuǎn)進來的陸軍講武學校學生，當然，在待遇上并無分別。
也同樣出于這個原因，軍校一期的湖南學生中，醴陵人占了絕大多數(shù)，比較出名的，除了史銘、陳明仁以外，還有左權(quán)。
史銘在陸軍講武學校就讀期間，黃埔軍校建立?？赡苁强粗S埔更好吧，年紀輕輕的史銘，居然帶著幾個同學，跑到黃埔去見蔣介石，說陸軍講武學校在辦學中存在許多問題，要求蔣錄取他們進入黃埔學習，可想而知被蔣拒絕。
不久，史銘“吃里爬外”的行為被陸軍講武學校得悉，當即將他和那幾個同學全部開除。
“陸軍講武學校”并入黃埔之后，蔣介石第一件事自然是找他那幾個鐵桿“粉絲”，一問說早就給開除了，于是蔣責令找回史銘他們幾個人，編入六大隊。
史銘雖然崇拜蔣介石，但他入的卻是**，畢業(yè)以后，史銘參加了第一次東征，后曾任國民革命軍第4軍團副黨代表。1927年春，史銘任第11軍第24師第72團副團長，團長就是名將許繼慎，后許在戰(zhàn)斗中負傷，史銘升任團長并參加了南昌起義。起義失利后，史銘隨周逸群等在湖南搞武裝斗爭。
1929年，史銘被派到廣西，因在“百色起義”中工作不力被上級領(lǐng)導批評，史懷恨在心，旋即投入國民黨。1932年，史銘加入特務(wù)處，任“浙警”訓練處主任、學生總隊長。
1934年，史銘被戴笠派到蘭州擔任甘肅省站站長，公開身份是甘肅省會警察局局長，兼甘肅綏靖公署參議，掛少將軍銜。
1935年10月，蔣介石將“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平移”到西安，改為“西北剿匪”總司令部，以對付到達陜北的紅軍。戴笠的嗅覺很靈敏，馬上著手成立特務(wù)處西北區(qū)，以統(tǒng)一指揮西北的諜報工作。
派駐為西北負責人的，是特務(wù)處書記長張毅夫——就是曾經(jīng)找陳恭澍談話的那位。
張毅夫也是湖南醴陵人，跟史銘是同鄉(xiāng)，但他的資歷可就老得多了。張毅夫從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北京師范大學的前身）畢業(yè)以后，投入醴陵前輩程潛手下，曾在程潛的第六軍司令部任職。
1927年，蔣介石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不容于汪精衛(wèi)的武漢國民政府，后經(jīng)雙方妥協(xié)，以蔣介石暫時“下野”的代價，換取了“寧漢合流”。在蔣“下野”的這段時間，據(jù)后來成為“cc系”重要成員的蕭錚回憶，他們曾成立了一個叫做“十七省黨部聯(lián)席會議辦事處”的團體，致力于蔣介石復(fù)職，并由陳果夫、陳立夫執(zhí)掌黨務(wù)。到1928年2月1日，蔣介石復(fù)出，陳果夫任中央組織部部長，該團體的目的完全達到。據(jù)認為，這個“十七省黨部聯(lián)席會議辦事處”就是“中央俱樂部”即“cc系”核心組織的由來。
當年，任“十七省黨部聯(lián)席會議辦事處”總執(zhí)行秘書，主持日常工作的，就是張毅夫。
后來，受同鄉(xiāng)鄧文儀的邀請，張毅夫進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南昌行營調(diào)查科，任主任秘書，成為鄧文儀的副手。后調(diào)查科整體并入特務(wù)處，張毅夫繼李果湛之后，任特務(wù)處書記長，又成為戴笠的幕僚長。
戴笠對張毅夫的特別重用，有幾個原因：一是當時戴笠手下多是軍校同學，文化水平普遍比較低，像陳恭澍這號的，能到初中畢業(yè)就不錯了。張毅夫是大學畢業(yè)生，當然值錢。第二，張毅夫做過黨務(wù)工作，而且是國民黨中央層次的黨務(wù)，由他來搞情報，可以想見，比戴笠原來的手下要高出多少個檔次。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戴笠要在調(diào)查科轉(zhuǎn)過來的這些特務(wù)們心目中，塑造一個“公平、公正”的形象，以示自己“一碗水端平”，對于后來者無畛域之分，所以，一下把張毅夫放在特務(wù)處“第三把手”的位置上。
問題是，戴笠這么想，他原有特務(wù)處的那些手下并不這么認為，相反，他們認為張毅夫搶了自己的飯碗，你一個“外來戶”，“一朝權(quán)在手，便把令來行”，還知道不知道自己吃幾碗干飯了？
偏巧張毅夫又是一個干工作非常負責任、一絲不茍的這么一個人。遇上這幫特務(wù)天天兒給他下絆子、使陰招，見了面兒親熱無比，扭過臉去就是一腳，照死了往里頭“擱”張毅夫，弄得沒幾天就干不下去了。
正好西北區(qū)成立，張毅夫是黨派工作專家，身份地位又相稱，派去陜西再合適不過了。
1935年10月，張毅夫就任特務(wù)處西北區(qū)區(qū)長，統(tǒng)一指揮陜西、甘肅、寧夏、青海四個省區(qū)的特務(wù)活動，其公開身份是西北“剿總”辦公廳第三科科長。
特務(wù)處書記長，則交給了加入特務(wù)處時間不長的梁干喬。
據(jù)張毅夫回憶，軍統(tǒng)局西北區(qū)區(qū)本部，即西北“剿總”辦公廳第三科下設(shè)有兩個股。第一股股長是丁敏之，主要做情報工作，包括“指揮各地組織搜集**、進步人士情報，以供對邊區(qū)的軍事防剿和后方鎮(zhèn)壓破壞決策的參考。”
丁敏之這個人，雖然是個搞情報的，卻是個劊子手，殺害宣俠父的就是此人，抗戰(zhàn)期間曾任重慶看守所所長。
第二股則負責行動。如特務(wù)組織的布置、特務(wù)人員的派遣，同時策劃指揮偵捕、刑訊與暗殺等等，股長是李翰廷。
李翰廷，1904年生，湖南寧遠人，軍校六期。
李翰廷是戴笠在騎兵科的同學，但李參加“團體”的工作比較晚，所以李翰廷在特務(wù)處內(nèi)地位也不高。
李翰廷同時也是西北區(qū)所屬的西安站站長，公開職務(wù)是西安警察局第一分局局長。
張毅夫確實有才干，西北區(qū)成立以后，組織發(fā)展得很快。據(jù)張回憶，除原有的陜西、甘肅兩個省站以外，他又連續(xù)成立了榆林站、晉南站、太原站三個大站。另外還有青海省會西寧組，寧夏和綏遠境內(nèi)的銀川、陜壩、橙口、吳忠堡等組，將近20個特務(wù)組織。另外還有“關(guān)中、陜南各地固定的特務(wù)組織，晉南長治、高平、晉城、陵川等地專對太行山區(qū)域八路軍偵防破壞而建立起來的組織，又不下20個單位?！?br/>
通訊方面，設(shè)立了無線電支臺，派陜西漢中人、特務(wù)處老牌的技術(shù)特務(wù)李秀夫為支臺長，各地站、組的無線電分臺，有30來部。
張毅夫臨行前，戴笠特別叮囑他：“胡宗南先生在西北，重要情報可抄一份給他，也可以隨時找他幫忙?！?br/>
這里要說明一下，張學良的西北“剿總”在名義上統(tǒng)轄三部分兵力，一是他自己的東北軍、二是楊虎城的第17路軍，三是西北的馬步芳、馬鴻逵等人的部隊。當張學良上任之時，蔣介石曾明確告訴他，同在西北的胡宗南，由“中央”直接指揮。因此，在名義上歸屬西北“剿總”的張毅夫，與胡宗南并沒有任何統(tǒng)屬關(guān)系。
但特務(wù)處上下無不知道戴、胡之間不同尋常的關(guān)系，要在西北混，非得求得胡的支持不可。于是，甫一上任，張毅夫便去拜會胡宗南，把自己的主要工作任務(wù)匯報給他，并很謙虛地請他“指點”。
對此，胡宗南自然非常得意，他對張說，“講到保密，我比雨農(nóng)（戴笠字雨農(nóng)）要好得多。他好喝酒，高興的時候什么都談。我不喝酒，比他冷靜?！?br/>
此后，張毅夫一直與胡宗南保持著良好的關(guān)系，凡西北區(qū)所獲得的情報，都同時報胡宗南一份，如果是涉及胡宗南部隊的情況，干脆連特務(wù)處都不報，只告訴胡宗南，由他自己去處理。胡宗南也讓自己的手下經(jīng)常與張毅夫通氣，有時還讓張幫他查一些案子。
盡管如此，張毅夫?qū)谀蠀s并沒有什么好印象，他后來回憶說：“胡對他的部下卻故作神秘，非常矯飾，說起話來，天上一句，地下一句，裝成莫測高深的樣子。他的部下很不容易見到他，有時候在家，也故意不見，部下也就不敢去見，而我卻可以隨時去找他。西安東倉門1號胡宗南住的地方，每隔三五天我就要去一次，向他匯報西北各方面情況，以至和向戴笠請示一樣去向他請示。
1936年1月，張毅夫離職另有任用（張曾三次任西北區(qū)區(qū)長，這是他第一次離開此位置），接替他的，是江雄風。
江雄風，1903年生，浙江溫嶺人，軍校三期畢業(yè)。
江雄風也曾是**員，而且他的入黨介紹人是宣俠父，不僅如此，1924年，宣還攜江雄風一同赴廣州報考黃埔。結(jié)果，宣進入一期，江不知怎么到三期才進入黃埔，1926年畢業(yè)。江雄風的同學當中，就有后來特務(wù)處的同事邱開基、翁一揆、翁光輝、柯建安等人，其中，江雄風是政治科的，邱開基是學財會的（當時叫經(jīng)理科），其他幾個人都是步兵科的。
江雄風曾經(jīng)是**員，水平自然不一般，沒干多長時間，胡宗南看著他不錯，跟戴笠商量，想把江雄風要走。戴笠和胡宗南的關(guān)系，到了那種“干部如衣服”的程度，彼此交換一下是常事。前面說了，馬志超就是他的人，給了戴笠。另外，“浙警”的校長趙龍文，后來則到了胡的手下。還有梁干喬，抗戰(zhàn)開始以后，不安于特務(wù)處的工作，一心想帶兵，也投到了胡宗南的手下。
既然彼此是這種關(guān)系，胡宗南要江雄風，戴笠自然沒有異議，于是就答應(yīng)了，西北區(qū)區(qū)長換成了王天木。
前面說過，1934年，王天木因“箱尸案”被判處無期徒刑，這回，借著對日形勢吃緊，戴笠把他給放了出來，派到西北工作。
這還不算完，王天木西北區(qū)區(qū)長的位子還沒焐熱乎呢，戴笠又換人了。1936年底，華北形勢危殆，戴笠覺得王天木是留日的，又熟悉平、津情況，把王天木調(diào)回華北區(qū)當區(qū)長去了。西北區(qū)區(qū)長，換上了跟張學良關(guān)系極其密切的原上海區(qū)區(qū)長王新衡。
要說呢，戴笠想的是不錯的，王天木去華北，王新衡來西北，都是用人所長，但問題是，在短短的一年時間里，西北區(qū)區(qū)長居然三易其人，不可避免地會對工作造成影響。
你想啊，張毅夫、江雄風、王天木、王新衡，固然都是一時之選，但這幾個人有一個共同特點，都沒有在西北工作的任何經(jīng)歷，三四個月的時間，還不夠熟悉情況的呢，連手下有幾個特務(wù)都數(shù)不清楚，當什么區(qū)長！
況且情報工作是個慢功夫，不可能馬上見成效的，情況的熟悉、人員的安排、渠道的疏通，這都需要時間。西北區(qū)本就是一個新建單位，無任何工作基礎(chǔ)可言，這時需要的是靜下心來，一竿子插到底，這樣頻繁換馬，當區(qū)長的怎么可能有精力去抓情報，不出事才怪！
這些都是情報工作最基本的原則，戴笠自然不可能不懂。但他有一個根深蒂固的觀點，就是他堅持要實行“干部”輪換制度。
在戴笠看來，他覺得一個人在某個地方時間長了會產(chǎn)生許多弊端，比如不可避免地會形成自己的小圈子、拉幫結(jié)派；比如長期從事過于熟悉的工作會產(chǎn)生惰性，沒有創(chuàng)新精神等等。另外，外勤干部的輪換有助于了解全面的情況。
這些道理，說著都對，問題是具體到西北區(qū)，干部的輪換，似乎稍微勤了點，換來換去，把正事全給耽誤了。
另外還有一點，最后換的這一次，王天木已經(jīng)到北平上任去了，可是王新衡因故耽擱了一段時間，沒有到任，只好讓江雄風暫代。
偏偏就在王天木走了，王新衡還沒到的這個“掯節(jié)兒”上，“西安事變”發(fā)生了。
你說這事賴誰！
實際上，在“西安事變”發(fā)生以前，作為警示，已經(jīng)出了幾次問題，有的問題還比較嚴重。
幾件事都發(fā)生在馬志超身上。
馬志超臨走的時候，戴笠跟他說，你找一個督察長、一個偵緝隊長，只要這兩個人找對了，你就可以踏踏實實地當你的警察局長了。
督察長，馬志超用的是岳燭遠，事實證明岳燭遠很夠格，最后馬志超出事，跟岳燭遠沒有關(guān)系。
偵緝隊長，馬志超用的是許忠五。
許忠五，1903年生，軍校五期政治科畢業(yè)，跟趙理君是同學。
據(jù)各種黃埔軍校的史料記載，都寫許忠五是湖南道縣人，但軍統(tǒng)所有老人的回憶錄，都說許是湖北人，有可能跟馬志超類似，原籍是某處，但在另一個地方長大。
許忠五是老資格的軍統(tǒng)分子了，早在戴笠“密查組”時期，他就跟著戴笠。換句話說，許忠五夠“十人團”級別的，但他善始卻沒有善終。
我們前面已經(jīng)多次提到了，“密查組”是戴笠起家的根源，在這里有必要集中介紹一下。
所謂“密查組”，要從胡靖安說起。胡靖安這個人挺有意思，他本來是戴笠的上司，弄來弄去，反成了戴笠的下級。
胡靖安，1903年生，江西靖安縣人，軍校二期步兵科畢業(yè)。
胡靖安幼時家中比較貧寒，沒有念過什么書，后去了廣州，入“大本營軍政部陸軍講武學校”學習，也就是說，胡靖安與史銘是校友。
陸軍講武學校并入黃埔之后，胡靖安進入軍校二期步兵科。畢業(yè)以后，胡靖安跟著蔣介石做副官，到1926年，軍校六期入伍生隊進入黃埔，23歲的胡靖安一躍而為六期入伍生隊政治部主任，掛少將軍銜！
此時，戴笠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考了兩次，才剛剛進入六期入伍生隊，做一名學兵。
按：在軍校和“國民革命軍”的早期，軍制、官制都不甚嚴格，所以經(jīng)常會看到某人年紀輕輕就做將軍。比如范漢杰，進黃埔之前就是粵軍的少將，當時他才30歲。1925年，李之龍當上海軍局政治部主任，授海軍少將的時候，也才28歲。
1926年7月9日，蔣介石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誓師北伐。令胡靖安和另一位軍校二期畢業(yè)生蔡勁軍各自找了些軍校的學生，為蔣介石搜集情報，其主旨是“為蔣調(diào)查異己分子的活動和所屬部隊各部隊長對他是否忠實及一般軍風紀的情況”，這就是所謂“密查組”。胡靖安的這一組，除戴笠以外，還有五期的成希超、許忠五，六期的東方白，等等。
1927年4月，蔣介石“開府”南京，造成國民黨分裂，后經(jīng)雙方妥協(xié)，蔣介石被迫于8月13日“下野”。
按：蔣介石“下野”的這段時間，他并沒有閑著。其一，他去了一趟日本，以求得日方人士的支持。其二，1927年年底，老蔣忙里偷閑，與宋美齡成了婚。
1928年初，蔣介石復(fù)職。1929年1月，蔣介石送胡靖安去德國留學，“密查組”留給了戴笠。戴以此為階梯，一步步地走到了復(fù)興社特務(wù)處處長的位置。
據(jù)軍統(tǒng)特務(wù)郭旭回憶，戴笠的表妹夫張冠夫曾對他講過戴笠當年的窘迫。蔣介石下野之前，撤銷了“密查組”，給每個人發(fā)了三個月“維持費”。當時戴笠等都住在胡靖安的家里，結(jié)果胡拿了這筆錢之后，并沒有發(fā)給大家，只是給他們留下一些伙食費，然后自己帶著家眷悄悄回了江西老家。
戴笠等人無錢度日，于是就抬著胡靖安家的箱子去質(zhì)典，打開一看都是小孩子的衣物，當鋪根本不收。這下可壞了，連飯都吃不上了。這時，許忠五知道戴笠認識杜月笙，建議他去找杜借貸。
戴笠找到杜月笙，借了50元錢，交給許忠五，讓他統(tǒng)一打理大家的伙食。結(jié)果許忠五拿了這筆錢，也學胡靖安，溜之大吉，回了武漢。
戴笠只好又找杜月笙借了50元錢，才得以渡過難關(guān)。幸虧不久蔣介石復(fù)職，戴笠接胡靖安的班，繼續(xù)“密查組”的工作。這時，許忠五居然厚著臉皮又回來了，表面上，戴笠沒有記他的仇，但從此對許印象極壞。
就這樣一個人，馬志超用他當偵緝隊長，怎能不出問題！
據(jù)張毅夫回憶：“1935年12月，軍統(tǒng)局西北區(qū)指示西安站長馬志超派人監(jiān)視楊虎城的秘書**員宋綺云，馬志超叫偵緝隊長許忠五派去監(jiān)視的人藏頭露尾，被宋綺云發(fā)覺。偵緝隊分隊長白冠五還自鳴得意把監(jiān)視宋綺云的消息向外面泄露?！?br/>
實際上，有些情況張毅夫并不了解，他只看到了“監(jiān)視宋綺云”的事情被泄露，而不知道原因何在。
白冠五，1906年生，陜西神木縣人。
白冠五很早就參加了革命工作，成為地下黨。1930年底，劉志丹在策動軍運的時候不慎被捕，白冠五與地下黨員南漢宸等同志通過杜斌丞的關(guān)系積極營救，經(jīng)楊虎城批準，將劉志丹釋放。后白冠五曾在劉志丹的游擊隊擔任副大隊長。1935年，白冠五進入陜西省會警察局任職。1936年，劉志丹犧牲以后，白冠五失去了組織關(guān)系。
從上面的情況看，當時還是地下黨員的白冠五顯然是有意將“監(jiān)視宋綺云”的事情泄露出去，以便向宋示警的。
派**員去監(jiān)視**員，馬志超用許忠五這樣的人，能不誤事！從此，馬志超名揚西北。楊虎城知道馬志超在搞宋綺云，大怒。等西安事變發(fā)生的時候，楊虎城第一個要抓的就是馬志超，要宰了他！
特務(wù)處有一條鐵打不動的原則——“秘密運用公開，公開掩護秘密”。
特務(wù)處工作的初期，純粹做的是秘密工作，因為它不掌握任何公開機關(guān)，比如陳恭澍的北平站，王天木的天津站，全靠幾個特工的個人能力和社會關(guān)系去開辟情報渠道，所以非常吃力，尤其是遇有刺殺等行動工作的時候，每每力不從心。
逐漸，隨著特務(wù)處工作的開展，戴笠慢慢地把一些公開單位抓在手中，最先是上海。據(jù)沈醉回憶：
“到一九三五年初，蔣介石批準把淞滬警備司令部偵察大隊交與軍統(tǒng)，并以吳乃憲兼大隊長。從此以后，軍統(tǒng)在上海的活動便由秘密慢慢轉(zhuǎn)向半公開，一些逮捕監(jiān)視工作也交由偵察大隊辦理，逮捕到的政治犯也不必全部送南京，可以囚禁在偵察大隊，初步審訊用刑等也在這里進行。約在一九三五年秋冬間，吳乃憲被蔣介石任命為京滬杭甬鐵路局警察總署長，由王新衡任上海區(qū)區(qū)長，秦承志任區(qū)書記，偵察大隊長也交給了翁光輝?！?br/>
上海是特務(wù)處工作的重鎮(zhèn)，也是戴笠開始滲透公開機關(guān)的開始，此后，戴笠的觸角逐漸伸展到各地的警政部門，到抗戰(zhàn)開始以后乃至國民黨退出大陸，警察一直是軍統(tǒng)、保密局的禁臠。
手里掌握的公開部門多了，就出現(xiàn)了一個孰主孰次的問題，這個主次，不僅僅是誰指揮誰的問題，更主要的是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哪里的問題，也就是說“誰是腦袋、誰是屁股”的問題。
對此，“秘密運用公開，公開掩護秘密”這個原則，很明確地指出了彼此之間的關(guān)系。
所謂“秘密運用公開”有兩層含義，一是強調(diào)所有公開機關(guān)單位的特務(wù)要絕對尊重秘密組織，強調(diào)所有公開機關(guān)都必須接受當?shù)孛孛芴貏?wù)站的運用；二是指利用公開機構(gòu)為特務(wù)工作提供一些工作上的便利條件。
就像沈醉說的，特務(wù)處控制了京滬杭甬鐵路局警察總署之后，“不但南京總處交通科的交通員每人都領(lǐng)到了京滬杭甬鐵路局的二等車的長期免費票，上海區(qū)的內(nèi)勤與幾個組長乘坐這條鐵路的客車也都能免費優(yōu)待。從上海解送人犯去南京，也得到路警的協(xié)助。當時駐在蘇州的警務(wù)段長韓尚英，便被指定擔任協(xié)助上海區(qū)解送人犯的工作?！?br/>
這樣，所謂“公開掩護秘密”就好理解了，一是公開單位只是一個“殼”，其存在的必要，是掩護特務(wù)身份；二是明確了“腦袋”與“屁股”的關(guān)系，明確告訴大家，秘密工作是你的本行，不要搞擰了。
在這個原則當中，保密是唯一的目的，用張毅夫的話來說：軍統(tǒng)局對特務(wù)人員嚴格要求的第一條是“秘密”，第二條還是“秘密”。
要想保密，“運用”是關(guān)鍵，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運用得當，對工作是個促進，運用不當，給你再好的條件，也是白扯！
馬志超基本上就屬于“白扯”的那種。
本來呢，馬志超以陜西省站站長而兼任警察局局長，省去了秘密單位與公開單位之間的摩擦與扯皮，一手托兩家，多好的便利條件！
而且戴笠還告訴馬志超，找一個督察長、一個偵緝隊長，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把警察局局長干好。實際上是告誡他，不用花太多精力放在警察局局長的工作上，關(guān)鍵是利用警察局局長的便利條件，干好陜西站站長的工作。
對于馬志超來講，戴笠的話太隱晦了，過于深奧，他以為自己懂了，事實上沒有搞懂。
根據(jù)“公開掩護秘密”的原則，所有的秘密機關(guān)，與公開單位須絕對隔離，否則還有什么“掩護”可言。尤其強調(diào)的是電臺，必須另擇合適地點設(shè)置，與站本部都要分開，怕的就是一旦出事，連人帶電臺被一網(wǎng)打盡，這是特務(wù)處的厲禁。所以為什么特務(wù)處的無線通訊這么發(fā)達，還需要大批的交通員，很大一部分工作是來回來去送那些電報稿的。
偏生馬志超不信這個邪，這老兄可好，一到陜西，先到警察局就了任，然后就將特務(wù)處陜西站和電臺一并搬進了警察局，他倒會省事，把公、秘機關(guān)來了個“合署辦公”，好像生怕別人不知道他是特務(wù)。
對此，岳燭遠感到極為不妥，曾經(jīng)勸過馬志超，但馬不聽，岳燭遠也拿他沒有辦法。
等到特務(wù)處西北區(qū)成立，等于是在陜西站上面加了一層“蓋子”，張毅夫成了他的上級，包括后來的江雄風、王天木，都是老牌特務(wù)了。但戴笠換人換得實在太勤，基本上仨月?lián)Q一個區(qū)長，結(jié)果誰也沒有過問這個事。鬧得西安城內(nèi)人盡皆知，警察局局長馬志超是戴笠派來的特務(wù)，特務(wù)機關(guān)就設(shè)在警察局里。馬志超一天到晚還挺美，心想你不是說“公開掩護秘密”嗎，我把陜西站“掩護”在警察局里，總算是最安全的地方了吧。
陜西站的站長馬志超是這么塊料，他用的偵緝隊長許忠五是那么塊料，西北區(qū)的領(lǐng)導層又是如此的動蕩。張學良、楊虎城之所以在他們眼皮子底下有所“異動”，而西北區(qū)幾乎懵然無知，也就不是什么令人奇怪的事情了。
因此，最先對西北形勢有所警覺的，反倒是遠在北平的特務(wù)廖劃平。
廖劃平，原名廖維忠，1898年生，四川內(nèi)江人。
廖劃平是非常老資格的**員了。從成都高等師范學校肄業(yè)之后，于1919年赴法國勤工儉學，1921年回國并加入中國**，1923年赴前蘇聯(lián)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
1925年，廖劃平與吳玉章等人，一起作為四川籍代表，參加了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據(jù)文強回憶，1925年，他與毛澤覃等人一同從上海出發(fā)，坐船去廣東投考黃埔，在船上碰上了廖劃平。文強說：“我回去找毛澤覃，故意往官艙走，一看官艙里夏曦也在，郭亮也在，還有廖劃平也在。當時我并不認識廖劃平，進了黃埔之后，廖劃平是我們的政治代表，后來這個人成了叛徒?！?br/>
1926年，廖劃平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當時廖劃平教授的課程是《社會進化史》，講義是他自己編寫的，后經(jīng)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政治部正式出版。
當時，文強是軍校四期學生，聽過廖劃平的課，給他的印象，廖劃平是一個“肥胖臃腫”的人，一口四川口音。
此后，廖劃平參加了北伐，大革命失敗以后，廖回到家鄉(xiāng)四川繼續(xù)從事革命活動，1928年任**四川省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1930年以后被派到北方工作，曾任**中央北方局軍委書記等職。
1931年，廖劃平被北平憲兵司令部逮捕并叛變，旋即加入特務(wù)處，戴笠令他就地潛伏，以“北平憲兵司令部法官”的掩護身份開展情報工作，給他指派的聯(lián)系人，就是陳恭澍。
據(jù)陳恭澍回憶，他在軍校時也聽過廖劃平講的《社會進化史》這門課，想不到再相見時，彼此竟是這樣一種情況。廖劃平屬于上級“交聯(lián)”的人物，所謂“交聯(lián)”，即交給你負責聯(lián)絡(luò)，但不歸你指揮。此后，毛人鳳、毛萬里兄弟先后奉戴笠之命聯(lián)系向友新，也是所謂“交聯(lián)”。
北平憲兵司令部司令邵文凱是張學良的老部下，與西北軍聯(lián)系很廣，廖劃平不愧是原**員，非常敏感，他從邵文凱處得到了張、楊“有所異動”的消息，并及時報告了戴笠。
在西安事變發(fā)生以后的工作檢討中，特務(wù)處因保護“領(lǐng)袖”不力成為眾矢之的，為證明自己工作的有效，特務(wù)處曾經(jīng)查出了“事變”發(fā)生之前，經(jīng)他們上報的關(guān)于“張、楊異動”的全部情報，給大家看，表示已經(jīng)盡到了自己的職責，
言外之意，西安事變這事可不賴我，我報了，委員長不聽，我有什么辦法。就差說委員長去西安，結(jié)果被扣，純粹是他自投羅網(wǎng)、自討苦吃了。
不管特務(wù)處有沒有上報相關(guān)的情報，也不管報了多少。事實上，是“西安事變”發(fā)生了，蔣介石被扣了，在這個大前提下，你就是說破大天去，也是失職。
試想，你的情報再準確、再有效，沒有引起高層的重視，有什么用！你找誰去推這個責任？找老蔣嗎？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西安事變，蔣的被扣，還真是咎由自取。
1936年12月26日，蔣介石回到南京，當天，他在自己的日記中，是這樣說的：
“九時四十五分由洛陽起飛，十二時二十分抵南京。下機后，見林主席及中央諸同志均迎于機場，向主席鞠躬致謝，并向諸人答禮。登車入城，見夾道民眾歡迎甚盛，心中悚慚無已。回憶半月來此身在顛沛憂患之中，雖幸不辱革命之人格，無忝于總理教訓；然黨國憂危，元氣耗損，溯源禍變，皆由余督教無方防范不力之所致。疚愧之深，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據(jù)軍委會“監(jiān)印官”姜輔成回憶：
“次日（1936年12月26日）由辦公廳主任林蔚領(lǐng)隊，大家乘五六輛公用汽車到機場列隊恭候。蔣介石從飛機上下來時，面有赧色，不如平日那樣昂首仰視、目中無人的神氣了?！?br/>
旁人觀察的“面有赧色”，與蔣自稱的“疚愧之深，實非筆墨所能形容”是統(tǒng)一的，此時蔣介石心情的復(fù)雜程度，殊不是我們這些后生小子可以臆測的。但其中，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即“黨國憂危，元氣耗損”的起因，在于蔣介石輕率地身蹈險地，“督教無方”有沒有道理，咱們另說。“防范不力”倒是真的，給國家造成了大麻煩，差點釀成巨禍，這是蔣介石必須要承擔的責任。
作為實際上的國家元首、三軍統(tǒng)帥，其行止不是個人的事，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其中，不能使自己處于危險的境地，是最起碼的一條，在這里，“身先士卒”并不是什么值得渲染的美德。當年明英宗“御駕親征”也先，之所以大臣們拼死反對，怕的就是出事，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設(shè)想。果不其然，“土木堡之變”，明英宗全軍覆沒，幾乎動搖國本，如果不是天照應(yīng)，朝中有個于謙，大明王朝在傳到第75年的時候沒準兒就掛了。
因此，1936年12月28日，蔣介石以自己要對“西安事變”負責為由提出了辭呈，被中央政府“慰留”。
辭職一端，更多的，固然是政治人物的一種惺惺作態(tài)，但確實也是承擔責任的一種表現(xiàn)，如同封建時期的“罪己詔”，誰也不會相信他真的出于本心去辭職，但最起碼做出了一種姿態(tài)，傳遞出一種信息，表示他認識到了自己的問題，并為此表示不安。
西安事變之后，很多人在探討，蔣介石在明知道張、楊有所“異動”的情況下，為什么還要這樣輕率地跑到西安去？難道他就真的不怕出事嗎？
據(jù)西北“剿總”政訓處長曾擴情回憶：
“一九三六年九月初，我察覺張學良和東北軍的上述情況后（即指張學良對于“剿共”戰(zhàn)爭產(chǎn)生動搖的相關(guān)情況），特以書面詳報蔣介石，從而建議：增派中央勁旅為剿共主力軍；并在西安設(shè)一個剿共干部訓練班，輪流抽調(diào)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團、營長以上軍官，施以有關(guān)的思想和技術(shù)訓練；再把在鄂豫皖等省實行的保甲制度廣泛地推行到西北地區(qū)，以加強民眾組訓而嚴整‘剿共’的壁壘等等。我還親自把報告送到廣州交他核閱?！?br/>
當時因處理兩廣事件，蔣介石正在廣東，住在黃埔島上。蔣看了材料以后的反應(yīng)，令曾擴情啼笑皆非——蔣批示了幾個字：“胡說，交張副司令閱。”
當然，蔣介石此舉，更多的是政治手段，讓張學良相信，彼此親密無間。
然而，這段有名有姓的回憶，明確告訴人們，在此之前，老蔣已經(jīng)確切無誤地了解到張、楊在西安的狀況，絕非懵然無知。
明知可能發(fā)生不測，而仍然要不顧一切、“輕車簡從”地跑到西安去督戰(zhàn)，究竟是為什么？在這里，如果僅僅用“大無畏的什么精神”去解釋，顯然過于膚淺。
蔣介石自信不會出事，這種自信緣于他對自己的認識，也緣于他對張學良的認識。
1936年，“兩廣事變”平息，此時的老蔣，“聲望日隆”，幾乎達到了他個人政治生涯的最高點。
按：最高點是在1943年10月，英美兩國帶頭“放棄在華治外法權(quán)”，接著其他各國競相效仿。此舉，意味著中國在法理上擺脫了半殖民地的地位，成為與西方列強平等的國家，老蔣的聲望就此達到頂峰。
人一旦自我感覺過好，就容易失去判斷力，以為自己無所不能。乾隆天縱聰明，年輕的時候乾綱獨斷，何等英明，沒有人能蒙他，但再英明的人也架不住五六十年如一日地聽別人說“皇上圣明”，到一定程度就糊涂了。
另一方面，老蔣認為，他了解他這個把弟張學良，講義氣，重然諾，蔣自己認為他完全對得起張學良，也能把握張學良。至于張在西北的種種“異動”，不過“年幼無知”而已，但絕不會對自己有二心，更不會不利于己。
至于楊虎城，忠不忠于自己，老蔣并不看重，因為他從來也沒信任過楊虎城。只要張學良不出問題，西北就不會出問題。
然而，恰恰是張學良出了問題。
作為后人，我們回過頭來看歷史，許多大事件，仿佛很自然地就應(yīng)該發(fā)生，到了那天，到了那個點，就一定會發(fā)生某些事情。
其實不是，許多大事件，往往起于偶然，起于并不起眼的小事情。比如前面談到的“通州事件”，假如不是日本特務(wù)細木繁在通縣文廟大門口遇到張慶余，并充滿挑釁意味地問了那么一句話，冀東保安隊的反正不一定是那一天，也許不一定會發(fā)生，也許是另外一個結(jié)果。
所以，歷史人物之所以為歷史人物，與我們的區(qū)別僅僅在于，小事情發(fā)生在他的身上，可能會引發(fā)大事情；他的個人情緒，喜怒哀樂，會影響歷史的走向。而換成我們，所謂的高興與不高興，一般來講，也就是自己生生悶氣，充其量也就是會影響一個家庭，一頓晚飯吃得不痛快，如此而已。
我們讀歷史，往往被教誨，某事某事背后，蘊含著深刻的歷史背景。這話說起來肯定沒錯，凡歷史上的重大事件，無一不“蘊含著深刻的歷史背景”，否則，也就不稱其為“重大事件”了。然而，如果僅僅是這么來解讀歷史，對每一個事件都這么解釋，往往給人一種稍顯空泛的感覺，也就是讓人覺得說了基本上等于沒說。
或者是換個說法，我們打個比方，歷史，本來是一臺彩電，色彩十分豐富，讓我們一解釋，成了黑白的了。
如同我們前面所說的，西安事變的發(fā)生，一方面是蔣介石輕率地身蹈險地。另一個主角，就是幾乎比他小一輩人的義弟張學良了。
西安事變，以張學良為主導，這是毋庸置疑的。不論張學良在事后怎么說，或今天這么說，明天那么說，張學良都是西安事變的主角，而不可能是楊虎城。
道理很簡單，以張學良的性格，不是一個別人能夠輕易對他施加影響的人，以張學良的地位和影響力，他要做的事，楊虎城反對也沒用；反過來，楊虎城要做什么事，張學良如果不同意，這事也辦不成。
要說張學良，對蔣介石，那真是一百一。當年，如果不是張學良“東北易幟”，哪來的老蔣北伐成功，統(tǒng)一中國的“不世奇功”；如果沒有張學良武裝調(diào)?！爸性髴?zhàn)”，蔣、馮、閻，誰能笑到最后，還在未定之天！
反過來，蔣對張也不薄。
1930年10月9日，張學良在遼寧省政府大禮堂就任中華民國陸?？哲姼彼玖盥殑?wù)，蔣介石派吳鐵城代表國民黨中央黨部、張群代表國民政府致詞，并特地派了9架飛機飛到沈陽上空，散發(fā)傳單，以增張的威儀。
1930年11月12日，張學良應(yīng)邀赴南京，老蔣派何應(yīng)欽、朱培德、宋子文到站臺迎接。張學良過江時，停泊在江心的“通濟”艦鳴禮炮19響歡迎張學良上將蒞臨。接著，蔣介石夫婦以對等的身份為張學良舉行歡迎酒宴，并與張共同檢閱部隊，拜謁中山陵。
更令張學良意想不到的是，不僅蔣介石和自己結(jié)拜為盟兄弟，宋美齡的母親倪桂珍還將于鳳至認作干女兒，宋藹齡、宋美齡與于鳳至結(jié)拜為干姐妹。
老蔣可謂給足了張學良面子，張學良在給東北部屬的電報中，受寵若驚地說：“學良此次來國府，受到蔣主席極為熱忱之歡迎，規(guī)格之高，實出學良的想象。”
正因為彼此是這樣一種關(guān)系，蔣對張深信不疑。而張學良之所以能出以“兵變”的激烈手段來對蔣，其內(nèi)心深處所受的煎熬，遠非我們今天的人翻翻書、上上網(wǎng)，看幾篇歷史文章，不咸不淡地評論幾句那么簡單。
關(guān)于張、楊二人“聯(lián)共”的整個過程以及方式方法，當事者的回憶以及后人種種靠譜、不靠譜的分析，幾十年來已如汗牛充棟，在這里重復(fù)一遍，既沒有必要，也不可能比當事人寫得更新鮮，寫多了且有“抄襲”之嫌。
因此，僅就西安事變的醞釀過程以及張學良的心路歷程當中，一些關(guān)鍵的節(jié)點列在這里，以說明問題。
甲：三次慘敗
1935年10月1日，即張學良就任西北“剿總”副總司令的前一天，東北軍67軍110師被殲，師長何立中戰(zhàn)死。
1935年10月29日，第67軍107師619團被全殲，團長高福源被俘。正是高福源，日后成為張學良“聯(lián)共”的橋梁。
1935年11月22日，第57軍109師被殲，走投無路的師長牛元峰令副官將自己打死。
甫入西北，不到一個半月時間，張學良就失去了兩個整師外加一個團，其心情可想而知，當109師出事的時候，張正在南京出席國民黨“五全大會”。接到消息，張學良馬上返回陜西召開軍事會議，在會上，張學良痛責部下“無能”，并聲稱再這樣下去，他就要“引咎辭職”。
張學良的話，不但沒有起到他預(yù)想的激勵作用，且遭到部下的激烈反彈。有的說：“我等東北人，背井離鄉(xiāng)，隨汝入關(guān)，心中所希望者，有一日同歸故土，到不得已時又舍棄我等而去，何等心腸?”
還有的就更直截了當，說：“（張學良）忘卻父仇，不顧抗日大業(yè)，盲目服從，求一己之祿位。東北軍人，本志在抗日，張學良對東北軍之犧牲，不知愛惜，反竭力逼迫東北人走上‘死路’一條?！?br/>
此后，張學良請求對陣亡軍士進行撫恤、補助。當時，軍政部曾有規(guī)定，凡部隊兵員軍餉和槍支彈藥及給養(yǎng)，以相應(yīng)的省份負責補充，凡傷亡官兵的撫恤，亦從死傷者的原籍省、縣支領(lǐng)。但此時東北早已淪陷，到哪里去補充、撫恤？
因此，對張的要求，蔣介石不但沒有滿足，反而借機將第109、110兩個師的番號都給取消了。
按：東北丟失以后，東北軍屬于無“后方”作戰(zhàn)，所有軍人的家眷都要跟隨東北軍流動，因此，入陜的，不僅包括部隊自身，幾乎有多少軍人就有多少軍人家屬；死一個軍人，就會有一個家庭失卻憑依，流離失所。
東北軍的老底子，是軍閥的部隊，之所以能把大家攏在一塊，靠的不是政治信念，靠的是老一輩小一輩的交情，也就是傳說中“父老兄弟”。
面對這樣一支部隊，此時，張學良的壓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初入陜西的三次慘敗，是對張學良的第一個重大刺激。用他自己的話說：“……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認為因內(nèi)戰(zhàn)而犧牲優(yōu)秀將才之可惜，并對共軍之戰(zhàn)斗力，不為輕視，遂觸動用‘和平’辦法，解決共軍之念生焉?！?br/>
乙：“艷晚事件”
1936年8月29日，東北學生代表宋黎等人被特務(wù)以陜西省黨部的名義抓走，一同被抓的還有張學良的秘書等人。幸虧宋機警，在被押解的途中示警，把事情鬧大，傳到了張學良的耳中，張聞聽此事怒不可遏，當夜即將陜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叫來質(zhì)問。
據(jù)邵回憶，當時張學良以為邵同時也是陜西省黨部負責人，于是聲色俱厲地說：“你知道省黨部在街上抓走我的學生和部屬嗎?我決不能容忍，已派隊去搜查，請你負責查明，限天明以前把抓去的人送回我處。”
邵趕忙解釋，“陜西省黨部主任委員一直由楊虎城兼任，我繼楊任省主席后亦未更動。當然，楊也只擔名義，未管省黨部的事。”然后趕快叫人去了解，才知道是特務(wù)干的。
暴怒之下，張學良不計后果，當即派第51軍第105師副師長譚海率部武裝劫回了被抓的宋黎等人。同時，一不做、二不休，索性連國民黨陜西省黨部也一塊給抄了，據(jù)說查出了許多東北軍的“黑材料”，張學良令全部銷毀。
當天是1936年8月29日，在當時習慣使用的電報代日韻目為“艷”字，因此這件事史稱“艷晚事件”。
動用軍隊查抄國民黨省級機關(guān)，跟“武裝叛亂”沒什么區(qū)別。事情發(fā)生以后，冷靜下來的張學良意識到此事非同小可，于是來了個“惡人先告狀”，給蔣介石打了個“自請?zhí)幏帧钡碾妶蟆?br/>
據(jù)宋黎回憶，張學良在電報中說：省黨部捕去的馬紹周等系“剿總”職員，如他們有越軌行為應(yīng)通知“總部”懲處。省黨部不經(jīng)正式手續(xù)，派便衣夜里逮捕“總部”成員，是不信任學良，不信任“剿總”，群情激奮，急于向省黨部直接索還被捕人員。惟因事出倉促，未能事先呈請鈞座，不無急躁之失，請予處分。等等。
關(guān)于“艷晚事件”，老蔣曾特地從廣州給陜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發(fā)電，了解情況，并詢問他對此事的看法。邵復(fù)電為張緩頰說：“省黨部事，張已復(fù)電中央，且已完全結(jié)束；東北軍人不忘抗日，情有可原，張對抗日事仍必服從命令?！?br/>
連國民黨的省黨部都敢抄，還能有什么事干不出來！老蔣對張學良的“無法無天”、“膽大妄為”極為憤怒。但以當時“兩廣事變”余音尚在，蔣正集中精力處理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不愿橫生枝節(jié)。為避免刺激張學良，不得不對張格外假以辭色。于是蔣給張學良復(fù)電說：“我弟處理此案，殊失莽撞，惟既知錯誤，后當注意。所請求處分一節(jié)，應(yīng)免置議。”
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就這樣馬馬虎虎過去了。
當然，蔣不會想到，4個月以后，張學良還會干出一件更加“驚天動地”的大事。
“艷晚事件”是對張學良的第二個刺激。
丙：三次“進諫”
1936年10月下旬，蔣介石離開南京“避壽”。10月22日，蔣介石到達西安。
按：蔣介石生于1887年，中國人辦整壽，有慶“九”不慶“十”的風俗，因此，1936年10月31日是蔣介石的50大壽。為了給蔣介石祝壽，他的子侄輩親信陳果夫、陳立夫兄弟想出了一個“絕招”——發(fā)動全國各界人士捐款購買飛機，以此作為給蔣介石的壽禮。
應(yīng)該說，在當時日軍步步緊逼，國防形勢吃緊的情況下，借此整頓軍備，的確是一個挺好的主意，能夠引起廣大民眾的共鳴，因此收到了良好效果，很短時間內(nèi)收到捐款1200多萬元，從美國買進了50多架飛機。
“獻機”祝壽儀式，定于10月31日——蔣的生日當天在明故宮機場舉行。
在此之前，蔣介石考慮到當時的對日形勢，為避免刺激日本人，決定赴外地“避壽”，他在日記中說“聞京中將有盛大慶祝，乃決意離京”。
1936年10月22日，蔣介石來到西安，在與張、楊談話中，張學良要求“停止內(nèi)戰(zhàn)，一致抗日”，被蔣痛斥。據(jù)說盛怒之下，蔣說出了諸如“軍人以服從為天職，我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敝惖臉O端語言。
這是張第一次“進諫”被拒。
1936年10月27日，蔣介石借著向參加長安軍官訓練團的軍官、西北“剿總”和十七路軍高級干部和駐西安各部隊團長以上軍官訓話的機會，再一次指桑罵槐，敲打張、楊。他說：
“我們革命軍人先要明禮義，知廉恥，在家要盡孝，要孝順父母；為國要盡忠，要服從長官，這是我們革命軍人的本分。同時，我們革命軍人要分清敵人的遠近，事情的緩急。我們最近的敵人是**，為害也最急；日本離我們很遠，為害尚緩。如果遠近不分，緩急不辨，不積極剿共而輕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那樣在家是不孝，為國是不忠，對這樣不忠不孝的軍人，是要予以制裁的?！?br/>
1936年10月29日，蔣離開西安赴洛陽。10月31日，張學良特地請上了閻錫山、傅作義等人，以祝壽為名飛抵洛陽。當天張學良等拜會蔣介石，第二次勸蔣“停止內(nèi)戰(zhàn)，一致抗日”。
蔣介石見他們?nèi)硕鄤荼?，當即問他們：“你們只答?yīng)我一句話：是我該服從你們，還是你們該服從我？”“我是革命政府，我這樣做，就是革命！不服從我，就是反革命！我是委員長，我沒有錯，反對我就是奸黨暴徒！我就是中國，中國沒有我不成！”
此時正逢綏遠形勢緊張，張學良要求率部增援百靈廟。蔣介石說：“你的責任就是剿共，不許到綏遠抗戰(zhàn)。不然，就把你換掉！等我死了，你再去抗日?！?br/>
在談話中，彼此越說越僵，張學良氣極之際，口不擇言，把蔣介石比作袁世凱。蔣介石氣得渾身哆嗦，戟指痛斥：“全中國只有你一個人敢這樣放肆！除了你張學良，沒有人敢對我這樣講話！”
1936年11月1日，蔣介石在中央軍校洛陽分校的訓話中說：
“**不要祖國，不要祖宗，然則你們也不要祖國，不要祖宗嗎？這種敵人不打，還要什么抗日？當面敵人不打，偏要打遠處的敵人，這種軍人有什么用處？”
“現(xiàn)在斷不能用任何理由去主張聯(lián)共，否則就是要出賣國家民族，存心與**同聲相應(yīng)，甘心為**下面的二等漢奸。任何想與**聯(lián)合的人都是殷汝耕不如！”
聽了這話，張學良登時如墜冰窟，他后來回憶說：“不料蔣公在閱兵后訓話，痛斥**為大漢奸，主張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良聆聽之下，有如涼水澆頭，良欲向蔣公陳請者，至是則絕望矣。沮喪萬分，回至寢室，自傷飲泣?！?br/>
1936年11月29日，蔣介石再次飛抵洛陽布置“剿共”，并放出消息說，如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再不積極進攻紅軍，則將他們分別調(diào)往安徽和福建。
張學良得到消息，親自駕軍用飛機孤身前往洛陽，第三次進諫。
這次張做好了“尸諫”的思想準備，行前，張聲稱，如果蔣介石不滿意，隨時可以把我當場打死。
然而，這次談話，再一次不歡而散。于是，張學良說：部下因請求援綏抗日受阻，群情憤激，他已無法控制，請蔣親自去解釋。
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東北軍之兵心，為察綏戰(zhàn)事而動搖；則剿赤之舉，幾將功虧一簣。此實為國家安危最后之關(guān)鍵，故余不可不進駐西安，以資震懾，而挽危局，蓋余個人之生死早置之度外矣！”
“余個人之生死早置之度外矣”，蔣介石說是這樣說，但實際上他心里很有底——到什么時候，張學良也是他的一個小兄弟，哥哥的話，他可以不聽，但絕不會做出什么對哥哥不利的事情來。
據(jù)晏道剛回憶：
“十一月二十九日，張漢卿由洛陽打一長途電話來，叫我召集東北軍旅長以上的軍官于十二月二日以前到西安聽蔣委員長訓話。蔣于十二月四日由洛陽專車到臨潼。楊虎城、邵力子和我三人由西安到臨潼去迎接。四日下午四時許，蔣的專車到達臨潼，楊、邵與我三人在月臺見張學良于列車剛停時便從蔣的車廂走下，面紅耳赤，一面走一面對楊和我們說：“我正被委員長罵得不得了，你們快上去，我在錢慕尹（錢大鈞）車廂里等你們?！?br/>
三次“進諫”無效，張學良已經(jīng)幾乎絕望。
據(jù)張后來回憶，就在這個時候，楊虎城提出了“待蔣公來西安，余等可行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故事”的建議，張學良“聞之愕然”，然后說：“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br/>
楊虎城諷刺張學良“以私忘公”。
張學良則表示：“容余思考商討，請其安心，余絕不同任何人道及彼（指楊虎城）之意見也?！?br/>
張學良還在猶豫，想趁著蔣介石到西安的機會，做最后的努力。
丁：最后的努力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抵達西安，“行營”設(shè)在西安迤東30公里的臨潼華清池。隨即分別召見東北軍和17路軍師以上干部談話，蔣介石稱：“剿共已達最后五分鐘成功的階段?！比绻腥朔磳Α敖斯病?，就要嚴加處置。
談話以后，蔣介石向張、楊下“最后通牒”，提出兩個方案讓張、楊自己選擇。
其一：將東北軍和17路軍全部開到陜甘前線，進攻陜北蘇區(qū)，對紅軍作戰(zhàn)。
其二：如不愿“剿共”，則把東北軍調(diào)福建，十七路軍調(diào)安徽，讓出陜甘，由中央軍“剿共”。
為此，1936年12月7日晚間，張學良趕赴臨潼，第四次向蔣“進諫”。據(jù)孫銘九回憶，當時張學良說：“當前的國內(nèi)形勢只有先對外，一致抗日，才不負全國人民所望，才是國家唯一圖存的道路；說明全體東北軍，特別是中、下級軍官和士兵的抗日情緒激昂，前線各部隊準備自動組織援綏抗日，自己亦可親自上前線指揮；表示個人對蔣是忠心耿耿，因此為領(lǐng)袖著想，不能不披肝瀝膽相勸?！?br/>
說到激動處，張學良聲淚俱下，并說如果怎么怎么樣，你蔣介石就是“中國歷史上的千古罪人”，等等。蔣聽了暴怒不已，痛斥張學良年幼無知，“上了**的當”，并說“你現(xiàn)在就是拿槍把我打死，我的政策也不能改變！”
張學良哭道：“委員長真的不能聽我們的忠告嗎?”蔣介石置之不理，拔腳便走，把張“曬”在了一邊。
至此，雙方已經(jīng)決裂。
在蔣，肯定覺得，自己已經(jīng)對張學良容忍到了家，換作別人，早已不客氣了。
殊不知，張學良的忍耐也已經(jīng)到了極限。
張學良不是一個可以隨便罵的人，這一下，老蔣是真把張學良給罵急了、罵出火來了。在張看來，蔣介石已經(jīng)把自己逼到了墻角，逼得走投無路。
張學良本就是一個性格極易沖動的人，面對蔣介石，他已經(jīng)拿出了百倍的耐心，之所以隱忍至今，不過因為是蔣介石而已，并非因為他沒有脾氣。
離開臨潼，張學良橫下一條心——把蔣扣起來，再跟你說，看你同意不同意！用張學良自己的話說：“我要教訓教訓這個老頭子！”
回到西安以后，張學良便找到楊虎城，決定對蔣進行“兵諫”。考慮到西安以楊虎城的駐軍為主，而捉蔣的主意又是自己出的，于是張、楊二人商定，西安方面交給17路軍，臨潼方面，由張學良的東北軍動手，約定時間，雙方同時下手。
據(jù)東北軍第105師師長劉多荃回憶，1936年12月8日，蔣介石約第67軍軍長王以哲和他去臨潼吃早飯：對他們說：“自從‘九一八’后，國人對你們東北軍都很不原諒，現(xiàn)在剿共戰(zhàn)事僅剩最后五分鐘了，我是給你們東北軍一個立功的機會，你們要理解我的用意，服從命令，努力剿共，方是你們應(yīng)持的態(tài)度。”
蔣介石同時警告王以哲：“你軍部的電臺經(jīng)常和**通報，你還以為我不曉得，我早就知道你們的這些舉動……”
回去以后，王以哲、劉多荃趕快去找張學良匯報，說這下可壞了，委員長知道咱們跟紅軍有來往了。當天下午，王又找到劉，對他說，“副司令要辦一件驚人的大事，你無論如何猜不著。我昨夜整宿沒有入睡，副司令已與楊主任經(jīng)過多次密商，決心要扣委員長，準備闖一場大禍?！?br/>
第二天，1936年12月9日，是“一二·九”運動一周年，西安學生萬余人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內(nèi)戰(zhàn)，抵抗日寇，到綏靖公署、省政府請愿。省府由邵力子出面，接見學生代表，并答應(yīng)轉(zhuǎn)達他們的要求。
后面的事，記載不一，多數(shù)文獻是說這時忽然有人開槍，打傷了學生。這下學生們不干了，于是決定去華清池，直接向蔣介石請愿，要求“停止內(nèi)戰(zhàn)，一致抗日”。
張學良見情況緊急，趕緊給蔣介石打電話通報情況，并建議蔣接見這些游行學生，結(jié)果再一次被蔣嚴詞拒絕：“這是你對學生放任，讓他們鬧到我跟前來，這是不允許的。對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槍打，是沒有辦法的?！?br/>
據(jù)孫銘九記載：張學良看這種情況，知道學生們?nèi)チ伺R潼，一定會出事，出了事則后果無法收拾，于是親自乘車去勸阻，終于在灞橋追上了游行學生，對他們說：
“同學們！你們站住，聽我說幾句話。你們的愛國行動，我決不阻撓。我是當?shù)刎撠熼L官，你們有話同我講，我替你們解決。我張學良的愛國心情跟你們一樣，你們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許我的要求比你們的要求還急迫。但現(xiàn)在你們不要再往前走了，不然會發(fā)生流血事件。”
學生們喊：“愛國就不怕犧牲！”
張說：“你們的一切請愿書都交給我，由我替你們轉(zhuǎn)向委員長陳述。同學們，相信我吧!我是國家負責軍人，我決不欺騙你們，你們回去吧!”
這時學生們喊道：“擁護張副司令領(lǐng)導東北軍援綏抗日，請答復(fù)我們的愛國要求！”
張說：“今天已經(jīng)天黑了，你們先回去吧。我要在一星期內(nèi)用事實給你們回答，我說的話是負責的?！?br/>
聽張學良把話說到這個份上，學生比較滿意，于是折回西安。
當晚，張學良再一次趕到臨潼，把他對學生們說過的話，原封不動地對蔣又說了一遍。
在張，是抱著仁至義盡的態(tài)度，同時，也是寄希望于萬一，畢竟“兵諫”是最后的辦法，能不用盡量不用。
在蔣，卻認為張學良的話殊不可解，他質(zhì)問張學良：“你是代表國家大員對學生說話呢，還是代表學生對我說話?你不懂擁護領(lǐng)袖的道理，有人侮辱領(lǐng)袖，你應(yīng)當與他拼命?！?br/>
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之后，曾寫過一本小冊子，叫《西安半月記》，其中也記載了事變發(fā)生以前，張學良與他最后的這一次談話。
他是這樣寫的：“漢卿向余報告在灞橋?qū)φ堅刚哒f話，曾謂：‘我可為你們的代表，有話可以代達；同時，我亦可為委員長代表，可酌量考慮你們的要求。’彼自以所言甚得體，言時甚得意。余當即糾正其謬，謂：‘一人決不能做兩方面代表而站在中間。所謂信仰領(lǐng)袖，應(yīng)如此乎？’”
在這一天的日記中，蔣介石寫道：“對張學良說話，不可太重。張學良為人小事精明，而心志不定，可悲也?！?br/>
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出，蔣介石已經(jīng)意識到自己的話說得太重。但他還不知道，這樣說話的后果是什么。
張學良后來回憶說：“當蔣公在華清池同良兩次談話之后，良心情上十分沖動，尤以十二月九日夜為甚?！?br/>
當天，張學良怒氣沖沖地從臨潼回到金家巷公館，對孫銘九說：“委員長太差勁了，竟要開槍殺死愛國的青年學生！”
一會兒，劉多荃也來打探消息，張學良對他說：“蔣孝先這小子太狂了，他對黎天才說，你告訴張副司令，西北的剿共任務(wù)如不愿擔當，即請張退出西北，不要誤了大事。如若還愿意干，就好好干。蔣孝先有什么資格教訓我!”
并說：“我一定要扣蔣（介石），你快去把鼎芳（王以哲的號）找來?！?br/>
王以哲到后，張學良向王表示了自己扣蔣的決心。王說：“副司令有決心干，就干吧！”
張學良又叫來騎兵第6師師長白鳳翔，令他屆時承擔捉蔣任務(wù)。白鳳翔說：“只見過照片，沒見過本人（指蔣介石），到時候亂軍之中怕出錯誤。”
12月10日，蔣介石召集軍事會議，決定于12日發(fā)布第六次“圍剿”紅軍的命令。如張、楊兩部不愿參加，即令張部調(diào)福建，楊部調(diào)安徽。
張學良帶著白鳳翔和白鳳翔的第17團團長劉桂五參加了會議，讓他們二人認準蔣介石的長相，并借機仔細觀察華清池內(nèi)的情形以及蔣的侍衛(wèi)武裝配置情況。
當晚，張學良將王以哲、劉多荃、白鳳翔、第53軍第116師師長繆瀓流、劉桂五等高級軍官召集到金家巷公館，當時在座的還有張學良的衛(wèi)隊營營長孫銘九。接著，張學良又叫來了第51軍軍長于學忠。
于學忠一進屋，張學良劈頭就說：“我要造反！”
此前，于學忠并未與議此事，不明白張學良要造什么反。
張說：“為了停止內(nèi)戰(zhàn)，我已決定要扣蔣。”于學忠問張：“如蔣不同意，第二步怎么辦?”張說：“我已和虎城談過，此舉成功則大家之福，如不成功，我張學良拿頭去見他（指蔣介石）?！?br/>
至此，“兵諫”已是箭在弦上。
捉蔣的人選，毋庸置疑，孫銘九是一個。
孫銘九，原名孫明久，1909年生，遼寧新民人。
孫銘九于1928年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與張學良的弟弟張學銘是同學，回國以后一直在張學銘手下。后張學銘將其介紹給張學良，1936年時任張的衛(wèi)隊營營長。孫銘九是張最親信的人了，親兄弟介紹的嘛，還能有錯？
但孫銘九一個人肯定不行，況且他只是一個營長，分量不夠，只能是動手抓人的角色，還得有現(xiàn)場指揮，掌控全局，以及居間調(diào)度的。
經(jīng)過深思熟慮，張學良選中了這樣幾個人，白鳳翔、劉多荃、劉桂五。
白鳳翔，1897年生，河北圍場人。
白鳳翔出身草莽，1928年，其部被張學良改編為騎兵第6旅，白任旅長。1934年，張學良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司令，白鳳翔升為騎6師師長。
白鳳翔在廬山訓練團受訓時，蔣介石曾有收買他的意思，但白不為所動，從此受到張學良的賞識和信任。
劉多荃，1897年生，遼寧鳳城人。劉多荃與白鳳翔同歲，但與白不同的是，劉是東北軍的老底子。
劉多荃是科班出身，1923年畢業(yè)于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九期炮科后即入東北軍。1929年1月任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衛(wèi)隊統(tǒng)帶，張學良就任國民革命軍陸?？哲姼彼玖钜院?，劉擔任他的北平行營衛(wèi)隊統(tǒng)帶，后改任北平綏靖公署衛(wèi)隊統(tǒng)帶部少將統(tǒng)帶。所以，劉多荃是張學良的高級親隨，屬于嫡系中的嫡系。
1933年，劉多荃任東北軍獨立第105師師長。
劉多荃的堂弟劉瀾波是**員，曾利用劉多荃的關(guān)系在東北軍中從事黨的秘密工作。
劉桂五，1902年生，遼寧朝陽人。
劉桂五是白鳳翔的老部下了，1928年隨白一起投奔張學良，任騎6旅18團1連連長，1935年6月升任騎6師第18團上校團長。
東北軍騎6師17團團長李崇忠曾經(jīng)給劉桂五當副手，劉桂五曾對他講過：
“在王曲受訓時，我就參加了抗日同志會，在副司令面前宣過誓，保證為副司令粉身碎骨、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副司令也曾用各種方法考驗過我。記得有一次，我同副司令在一起，他拿出一個小盒子，盒內(nèi)忽然冒煙，他趕快跑開，并連聲說：‘不好，炸彈！炸彈！’我拿起來急速扔到窗外。他到我身邊說：‘你怎么不跑?’并摸摸我心口跳不跳。我說：‘我能自己跑開，丟下副司令不管嗎?’他笑著說：‘你真行，有膽量。”
從此以后，張學良對劉桂五格外信任。
據(jù)劉桂五回憶：
“我這次八日到達西安后，晚七時去見副司令。副官告知我說，‘副司令叫你等候’，直到十一時半才見我。當時屋內(nèi)只有他一人，讓我同他坐在一起，他側(cè)身雙目注視很久才說：‘這回要用你了?！覇枺惺裁词虑?’副司令低聲說：‘叫你去刺殺楊虎城，你敢不敢?’我說：‘叫我刺誰，我都敢，就是不認識他?！彼玖钫f：‘你害怕了吧?你不認識，我先領(lǐng)你認識一下?！艺f：‘那沒有什么，就是感覺人單點。’副司令說：‘還有誰可能干呢?’我說：‘我們師長（白鳳翔）現(xiàn)在也在西安，他可忠心于副司令啦?！彼玖钫f：‘這更好了，有事時找你們兩個。’”
至此，捉蔣的人選已經(jīng)有了，其他的，就是發(fā)動的時間了。
1936年12月11日下午，白鳳翔、劉桂五根據(jù)張的要求來到金家巷公館。張學良見到二人，沉吟許久，又站起來不停地在房間里走來走去，似乎心情十分沉重。最后，張學良說：
“我想了好久，才選擇了你們兩個人?，F(xiàn)在我交給你們兩人一個重大任務(wù)，完成得好壞，將關(guān)系到東北軍的存亡問題。”
白鳳翔說：“只要副司令下命令，我白鳳翔就是粉身碎骨，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眲⒐鹞褰又f：“我們一定完成任務(wù)?！?br/>
張學良聽了很滿意，他說：“現(xiàn)下我決定停止內(nèi)戰(zhàn)，一致抗日。令你兩個到臨潼去，請蔣委員長進城來共商國家大事?！?br/>
張?zhí)貏e叮囑：“千萬注意，不要傷害委員長。”
白鳳翔說：“反正就是要活的不要死的!”
張再次強調(diào)：“你們可特別注意不要傷害他?！?br/>
二人諾諾而去。
1936年12月11日晚，張學良、楊虎城原定于在西安新城大樓綏靖公署宴請在陜的蔣鼎文、陳誠、朱紹良等中央大員，不料這時出現(xiàn)了一個意外情況——蔣介石突然打電話叫張學良、楊虎城去臨潼參加軍事會議。
原來，當天下午，住在西安西京招待所的陳誠忽然覺得西安的氣氛似乎有些異樣，他即赴臨潼告蔣。于是，蔣介石臨時決定當晚令張、楊到臨潼開會，以為試探，如果不來，就證明有問題。
據(jù)張學良的秘書李蔭春回憶：張學良接到蔣介石的通知以后，因不知蔣的意圖，又怕消息已經(jīng)走漏，頗為疑慮。經(jīng)與楊虎城商量，因擔心如兩人都不去會引起蔣的懷疑，決定楊仍按原定計劃在綏署請客，自己去臨潼。孫銘九怕有不測，要求陪他同去，張學良堅決拒絕。
據(jù)蔣介石《西安半月記》記載：“是晚招張、楊、于與各將領(lǐng)來行轅會餐，商議進剿計劃。楊、于均未到，詢之張漢卿，則知彼亦于今晚宴來陜之中央軍政長官，楊、于先在西安招待，俟此間會餐，將邀諸人同往也?！?br/>
對此，蔣介石有點懷疑，他說：“漢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為異。殆以彼昨日來見時受余責斥，因之不快歟？或已聞余訓責黎天才之言而不安歟？”
一直到晚上該睡覺了，蔣還在想這件事：“臨睡思之，終不明其故，以時遲，亦遂置之。”
這一“置之”，就再也沒有機會了。
當天晚上8點，張學良才由臨潼回來，親自駕車，拉著陳調(diào)元、陳誠、陳繼承、衛(wèi)立煌、蔣作賓等等一同到臨潼開會的“中央”大員，一起回到綏靖公署。張不動聲色，會同楊虎城盡地主之誼，席間，賓主盡歡。晚10點左右，席終人散，張學良回到金家巷公館。
此時，除騎兵軍軍長何柱國以外，全部東北軍高級軍官均已到齊，張學良開始動員，據(jù)孫銘九回憶，他是這樣說的：
“我今天把大家找來，要跟大家商量一件事。咱們東北軍亡省亡家，又背上了不抵抗的罪名，不為全國人民所諒解。究竟是誰不抗日呢？到現(xiàn)在，罪名卻由咱們背上了。我屢次請求委員長停止內(nèi)戰(zhàn)，一致抗日，**的問題應(yīng)該用政治方法解決，先安內(nèi)后攘外是給日本造機會等等，反倒多次挨他的訓罵。最近我在洛陽痛切陳詞，請求準許東北軍去察綏支援打日本，他反罵我是反革命。說什么他就是革命，違反他的意志，就是叛國反革命。罵**不要父母，說我也不要父母；罵**不要祖國，說我也不要祖國。在臨潼拍桌子罵我，說：‘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日。’逼得我連話也不能說?，F(xiàn)在死逼著東北軍繼續(xù)去打內(nèi)戰(zhàn)、‘剿共’，不聽他的命令，就調(diào)咱們到福建去。實在逼得我們沒辦法了。我現(xiàn)在已與楊主任商量決定把他扣起來，逼他停止內(nèi)戰(zhàn)，一致抗日。你們大家有什么意見?”
張說完后，仍然是比較沉穩(wěn)老練的于學忠問了一句：“第二步怎么辦?”
張說：“先扣了再說，只要他答應(yīng)我們抗日，還擁護他做領(lǐng)袖?！?br/>
于學忠兩次提醒張學良，抓起來以后怎么辦，他問的是對的。張學良憑著胸中一股激蕩之氣，扣押了蔣介石，后面怎么辦，他真的沒有想過。
此外再無人提問，于是張學良對孫銘九說：“孫營長，我令你跟白鳳翔師長一道去華清池。你要聽白師長的話，服從他的指揮，要謹慎小心！”沒等孫銘九說話，張學良又鄭重吩咐：“你千萬不可把委員長打死了，萬不得已時，只能把他的腿打傷，不要叫他逃跑了?！?br/>
孫銘九領(lǐng)命欲去，張學良又盯問了一句：“你的衛(wèi)隊營準有把握嗎？”
孫銘九說：“有把握！”
這時張學良十分鄭重地說：“明天這個時候，說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見面了，你死，還是我死，是說不定了。不過報紙上能登這么大的字（張用手示意著雞蛋大的圓圈）。”接著又說：“若是弄不好，那我們都得上山了。你要小心注意！”
孫銘九敬禮說：“一定完成副司令給我的任務(wù)，不然我就不回來見副司令啦！”
王以哲則鼓勵了一句：“孫營長，就看你的啦?！?br/>
張學良動員完畢，留下繆澂流在金家巷公館坐鎮(zhèn)，他帶著其余的11員大將趕到楊虎城的綏靖公署。
1936年12月12日凌晨2點，打點好一切的白鳳翔、劉桂五趕到灞橋，孫銘九率衛(wèi)隊營已經(jīng)提前在這里等候。
搞“兵變”不是小事，況且讓部隊劫持自己的“統(tǒng)帥”、“革命領(lǐng)袖”，這話還真不容易說出口。為了節(jié)約時間，在最短的時間里讓戰(zhàn)士們“統(tǒng)一認識”，白鳳翔在事先已經(jīng)想好了一套說辭：
“我們都是東北人，為什么回不去老家?蔣介石不抗日，還把抗日的張副司令扣起來了，衛(wèi)隊營的任務(wù)，是保護長官的安全。我們要把蔣委員長請到城里換回張副司令，但不要傷害他?！?br/>
白鳳翔的這番話效果不錯，在場官兵聽到這個消息都是悲憤交加，有的都哭了。
白又接著說：“副司令告訴我們千萬不要打死蔣委員長，要活的。能不能完成任務(wù)?”
大家說：“能！”
白說：“很好，出發(fā)！”
白鳳翔等一出發(fā)，張學良那邊就只有坐等消息的份了，西安這邊，要看楊虎城的。楊將這個任務(wù)交給了十七路軍17師51旅旅長趙壽山。
據(jù)趙回憶：12月11日晚9點多鐘，楊虎城令十七路軍38軍軍長孫蔚如、陜西綏靖公署參謀長李興中、陜西警備第2旅旅長孔從洲來到他的公館。經(jīng)商議決定由楊和孫蔚如在綏署掌握全局，“動手”的任務(wù)則交給趙壽山和李興中。
恰在此時，張學良帶著11名重要將領(lǐng)來了，張一進門就開始打哈哈：“虎城兄，干不干?不干了就取繩子，我將我的這十一員大將都帶來了，你趕快叫人去拴，拴了送往南京，給你升官領(lǐng)賞?！?br/>
當時孫蔚如說：“副司令，我們這些人絕不會出賣朋友?！?br/>
張說他已派白鳳翔、劉多荃、唐君堯、劉桂五和孫銘九五人去臨潼作準備，問楊虎城準備好了沒有。
楊說：“我們準備好了，專等你來以后下命令?！?br/>
當時二人商定，待臨潼方面動手以后，根據(jù)情況決定西安的發(fā)動時間。
大約到12月12日早上4點多鐘，臨潼方面的槍聲響起來了，趙壽山經(jīng)請示張、楊之后，隨即發(fā)出“開始行動”的信號彈。
按事先的安排：由陜西警備第2旅旅長孔從洲“擔任解除憲兵團、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隊、省政府長駐的憲兵連和西關(guān)飛機場駐軍的武裝，并占領(lǐng)飛機場（當時蔣系在西安機場停有數(shù)十架戰(zhàn)斗機和轟炸機）的任務(wù)。”命特務(wù)營營長宋文梅“率特務(wù)營及衛(wèi)士隊各一部分士兵負責逮捕住在西京招待所的蔣系軍政高級官員?！?br/>
西安，一場全城的大搜捕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