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為方，柔為圓?！胺健笔亲鋈说募沽?，“圓”是協(xié)調(diào)乾坤的行為準則。以不變應(yīng)萬變是方，以萬變應(yīng)不變是圓，人生的巧妙就在于方圓的結(jié)合。為人處世，當方則方，該圓就圓，方外有圓，圓中有方，方圓相濟，社會才會和諧。人生自在方圓中。

    古往今來，許多自詡機敏之士于風雨飄搖中遭遇不幸，這往往是因為他們不懂得方圓處世，因為行為脫俗、鋒芒畢露而招惹忌妒。倘若他們能將鋒芒內(nèi)斂，柔忍處世，想必就不會這樣不幸了。

    清代張之洞為官幾十載，兩袖清風，真正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同時他又縱橫捭闔，叱咤風云，在晚清黑暗腐敗的官場里入閣拜相，成為一代名臣。

    張之洞的成功，不僅是源自他的學識，還得益于他做人老到，進退有度，剛?cè)岵?。張之洞雖然生性忠直，勇于針砭時事，敢于糾彈朝中要員，贏得人們的贊賞和欽佩。但他即使在聲名隆盛之時也沒有忘乎所以，他能及時保持清醒的頭腦，這正是張之洞做人的聰明之處。張之洞其人，雖正直，又善于設(shè)防自保；既有主見和個性，又不失靈活；既富有剛性，又不失彈性，是一個外圓內(nèi)方的政治家。他的外表像柔軟的海綿，骨子里卻如同鋼鐵。他推崇圓通之道，深諳寬厚、融通的大智慧。張之洞的這種性格與他的大膽直諫看似矛盾，其實則不然。

    當時，清流黨中的張佩綸、鄧承修等人受一系列直諫成功的鼓舞，熱血奔涌，愈加大膽。他們紛紛上疏，彈劾一系列貪污受賄或昏庸誤政的官員。而張之洞并不欣賞他們的這些做法，他認為一個人如果一味剛直、鋒芒畢露、咄咄逼人，不僅容易惹火燒身、招致禍端，而且常常有性命之憂。那種逞血氣之勇、圖一時痛快的做法，絕非智者所為。身處你死我活、激烈競爭的官場旋渦之中，誰敢說自己能夠永遠做官場上的不倒翁？

    身處其中的真正聰明人，總是善于想方設(shè)法保護自己，躲避陷阱，繞開虎口狼窩。尤其是位高權(quán)重者，每每成為眾矢之的，樹大招風，爬得越高，跌下來就越慘，最后落得個身敗名裂。所以張之洞遇事總是思前顧后，留有余地，凡事都力爭有所回旋。比如他每次上奏進諫，雖然言辭激烈、慷慨激昂，但常常是針對事件有感而發(fā)，一般不直接將矛頭對準某個人。也就是說他注重就事論事，通過事情論證是非曲直，而不搞人身攻擊。即便是因為事件本身不得不觸及到某人，他也盡量減少對人物的斥貶，而是著重抨擊事情的荒謬。這樣就給人以光明磊落之感，既避免讓局外人誤認為是泄私憤，又讓對手抓不住任何把柄。因此，張之洞在官場上游刃有余，既善于出擊，又巧于自保。

    張之洞盡管縱橫捭闔，但盡量不得罪他人。慈禧重用張之洞，本有分李鴻章之勢的用心，避免李鴻章集大權(quán)于一身。張之洞雖然與李鴻章在很多方面意見不一致，如甲午之戰(zhàn)時，李鴻章主和，張之洞主戰(zhàn)，李鴻章視張之洞為“書生之見”。但張之洞表面上還是表現(xiàn)出對李鴻章的極大推崇，據(jù)說當李鴻章七十壽辰時，張之洞為他作壽文，忙活了二天三夜，這期間很少睡覺。琉璃廠書肆將這篇壽文以單行本付刻，一時洛陽紙貴，成為李鴻章所收到的壽文中的壓卷之作。張之洞如此處理與李鴻章的關(guān)系，顯然包含著深刻的外圓意識。

    他的外圓謀略還表現(xiàn)在對光緒帝廢除與否的問題上。戊戌變法之后，張之洞鑒于西太后的威嚴，對廢除光緒皇帝之事一直不表態(tài)，總是含糊其辭，既不明說支持，又不明說反對，常常推說這是皇室家事。從他對這件事的態(tài)度上，更可看出張之洞的聰明老練、圓滑狡黠。正是因為張之洞做人的成功，他才能在官場上既如魚得水，又出污泥而不染，既抓住一切機會讓朝廷賞識自己，又運籌帷幄為百姓辦實事，成為名震中外的“圣相”、學術(shù)界的領(lǐng)袖。“方”乃做人之本，是堂堂正正做人的脊梁；“圓”乃處世之道，是穩(wěn)妥處世、明哲保身的護符。能將二者合二為一之人，必能無往不勝，所向披靡。無論是進，抑或是退，都運籌帷幄，泰然自若。

    相反，一個人若不懂得隱忍和彎曲，則往往會對于腳下的機會視而不見，同時亦會招來詆毀和打擊，很難有所作為；而一個人若是骨頭太軟，從不知伸展，自然也就站不起來。人生都有低谷和高潮，有心智的人，適逢難事，一定會最大限度地彎下身保護自己；當機遇來臨，他們又會最大限度地伸展自己，將自身的才能與智慧揮灑得淋漓盡致。

    隱忍并不意味著屈服，更不是喪失人格。必要之時，唯有懂得委屈自己，以大局為重，日后才能涅槃重生，大展宏圖。當時機不成熟時，在條件尚不具備時，我們何不“逆來順受”一些，埋下頭做事，一步一步地做出成績，到那時，你說的話才會擲地有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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