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鬃尤手也槐?，故學亂術(shù)足以為先王者也。

    荀子又在《天論》篇中說：

    慎子有見于后，無見于先；老子有見于詘，無見于信；墨子有見于齊，無見于畸；宋子有見于少，無見于多。

    照荀子的看法，哲學家的“見”和“蔽”是聯(lián)在一起的。他有所見，可是常常同時為其見所蔽。因而他的哲學的優(yōu)點同時是它的缺點。

    《莊子》的折中趨勢

    《莊子》最后一篇《天下》篇的作者，提出了道家的折中觀點。這一篇實際上是先秦哲學的總結(jié)。我們不能肯定這位作者是誰，這并不妨礙他真正是先秦哲學的最好的歷史學家和批評家。

    這一篇首先區(qū)分全部真理和部分真理。全部真理就是“內(nèi)圣外王之道”，對于它的研究稱為“道術(shù)”；部分真理是全部真理的某一方面，對于它的研究稱為“方術(shù)”。這一篇說：“天下之治方術(shù)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shù)者，果惡乎在？……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br/>
    這個“一”就是“內(nèi)圣外王之道”。這一篇繼續(xù)在“道”內(nèi)區(qū)分本、末、精、粗。它說：“古之人其備乎！……明于本數(shù)，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shù)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br/>
    因此《天下》篇以為儒家與“道”有某些聯(lián)系。但是儒家所知的限于“數(shù)度”，而不知所含的原理。這就是說，儒家只知道“道”的粗的方面和細枝末節(jié)，而不知其精，不知其本。

    《天下》篇繼續(xù)說：“天下大亂，賢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遍，一曲之士也?！枪蕛?nèi)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發(fā)。”

    《天下》篇接著做出了各家的分類，肯定每一家都對于“道”的某一方面有所“聞”，但是同時尖銳地批評了這一家的缺點。老子和莊子都受到高度的贊揚?？墒呛苤档米⒁獾氖牵@兩位道家領(lǐng)袖的道術(shù)，也和別家一樣，被說成“古之道術(shù)有在于是者”，也只是“道術(shù)”的一方面。這是含蓄的批評。

    由此看來，《天下》篇的含意似乎是說，儒家知道具體的“數(shù)度”，而不知所含的原理；道家知道原理，而不知數(shù)度。換句話說，儒家知道“道”之末，而不知其本；道家知其本，而不知其末。只有兩家的結(jié)合才是全部真理。

    司馬談、劉歆的折中主義

    這種折中的趨勢一直持續(xù)到漢朝。《淮南子》，又名《淮南王書》，與《呂氏春秋》一樣具有折中性質(zhì)，只是更傾向于道家。除了《淮南子》，還有兩位歷史學家司馬談和劉歆，本書第三章曾提到他們，也表現(xiàn)出折中的趨勢。司馬談是一位道家。他的《論六家要旨》說：“《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涂?！蜿庩?、儒、墨、名、法、道德，此務(wù)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保ā妒酚洝ぬ饭孕颉罚┧轮赋隽肆业膬?yōu)點和缺點，但是結(jié)論以為道家兼采了各家的一切精華，因此居于各家之上。

    劉歆則不同，是一位儒家。他的《七略》，基本上保存在《漢書·藝文志》里。他論列了十家之后，寫了一段結(jié)論，其中也引用了司馬談引過的《易大傳》的那句話，然后接著說：“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jīng)之支與流裔?！裟苄蘖囍g(shù)，而觀此九家（十家中略去小說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保ā稘h書·藝文志》）

    這一切說法反映了，甚至在思想領(lǐng)域里也存在著強烈的統(tǒng)一愿望。公元前3世紀的人，苦于長期戰(zhàn)禍，渴望政治統(tǒng)一；他們的哲學家也就試圖實現(xiàn)思想統(tǒng)一。折中主義是初步嘗試，可是折中主義本身不可能建立一個統(tǒng)一的系統(tǒng)。折中主義者相信有全部真理，希望用選取各家優(yōu)點的辦法得到這個真理，也就是“道”?？墒撬麄冇纱硕玫摹暗馈保慌乱仓皇窃S多根本不同的成分湊成的大雜燴，沒有任何有機聯(lián)系和一貫原則，所以與他們所加的崇高稱號，“道”，完全不配。

    【注】關(guān)于中國人的民族觀念

    對于“中國的統(tǒng)一”這一節(jié)末段的論斷，布德博士提出懷疑。他寫道：“六朝（3世紀至6世紀），元朝（1280—1367），清朝（1644—1911）實際上為時之久，足以使中國人在思想上對于分裂或異族統(tǒng)治感到司空見慣，盡管這種局面從理論上講也許不是‘正統(tǒng)’。況且即使在‘正統(tǒng)’的統(tǒng)一時期，也還是常有懷柔或征服一系列的外族，如匈奴等，以及鎮(zhèn)壓國內(nèi)叛亂的事。所以我不認為目前的內(nèi)憂外患是中國人在春秋戰(zhàn)國以后所不熟悉的局面，當然目前的憂患的確具有世界規(guī)模，其后果更加嚴重?！?br/>
    布德博士所提到的歷史事實無疑都是對的，不過我在這一節(jié)所要講的不是歷史事實本身，而是中國人直到上世紀，甚至本世紀初，對于這些歷史事實的感受。強調(diào)元朝、清朝是外來的統(tǒng)治，這一點是用現(xiàn)代的民族主義眼光提出來的。從先秦以來，中國人鮮明地區(qū)分“中國”或“華夏”，與“夷狄”，這當然是事實，但是這種區(qū)分是從文化上來強調(diào)的，不是從種族上來強調(diào)的。中國人歷來的傳統(tǒng)看法是，有三種生靈：華夏、夷狄、禽獸。華夏當然最開化，其次是夷狄，禽獸則完全未開化。

    蒙古人和滿人征服了中國的時候，他們早已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中國文化。他們在政治上統(tǒng)治中國，中國在文化上統(tǒng)治他們。中國人最關(guān)切的是中國文化和文明的繼續(xù)和統(tǒng)一，而蒙古人和滿人并未使之明顯中斷或改變。所以在傳統(tǒng)上，中國人認為，元代和清朝，只不過是中國歷史上前后相繼的許多朝代之中的兩個朝代而已。這一點可以從官修的各朝歷史看出來。例如，明朝在一定意義上代表著反元的民族革命，可是明朝官修的《元史》，把元朝看做是繼承純是中國人的宋朝正統(tǒng)的朝代。同樣，在黃宗羲（1610—1695）編著的《宋元學案》中，并沒有從道德上訾議諸如許衡（1209—1281）、吳澄（1249—1333）這些學者，他們雖是漢人，卻在元朝做了高官，而黃宗羲本人則是最有民族氣節(jié)的反滿的學者之一。

    民國也有一部官修的《清史稿》，把清朝看做繼承明朝正統(tǒng)的朝代。它對于有關(guān)辛亥革命的一些事件的處理，現(xiàn)政府認為不妥，把它禁了。如果再有一部官修的新的《清史》，寫法就可能完全不同?？墒俏以诖艘v的，是傳統(tǒng)的觀點。就傳統(tǒng)的觀點而論，元朝、清朝正如其他朝代一樣，都是“正統(tǒng)”。人們或許說中國人缺乏民族主義，但是我認為這正是要害。中國人缺乏民族主義是因為他們慣于從天下即世界的范圍看問題。

    中國人歷來不得不同匈奴等非華夏人搏斗，對于這件事，中國人歷來覺得，他們有時候不得不同夷狄搏斗，正如有時候不得不同禽獸搏斗。他們覺得，像匈奴那些人不配同中國分享天下，正如美國人覺得紅印第安人不配同他們分享美洲。

    由于中國人不大強調(diào)種族區(qū)別，結(jié)果就造成公元3世紀、4世紀期間允許各種外族自由移入中國。這種移入現(xiàn)在叫做“向內(nèi)殖民”，是六朝政治動亂的一個主要原因。希特勒在《我的奮斗》中從超等民族的觀點批評的正是這種“向內(nèi)殖民”。

    佛教的輸入似乎使許多中國人認識到除了中國人也還另外有文明人存在，不過在傳統(tǒng)上對印度有兩種看法。反對佛教的中國人相信印度人不過是另一種夷狄。信仰佛教的中國人則認為印度是“西方凈土”。他們對印度的稱贊，是作為超世間的世界來稱贊。所以佛教的輸入，盡管對中國人的生活產(chǎn)生巨大影響，也并沒有改變中國人自以為是人世間唯一的文明人的信念。

    由于有這些看法，所以中國人在16世紀、17世紀開始與歐洲人接觸時，就認為他們也是與以前的夷狄一樣的夷狄，稱他們?yōu)橐?。因此中國人并不感到多大的不安，即使在交?zhàn)中吃了敗仗也是如此?？墒且话l(fā)現(xiàn)歐洲人具有的文明雖與中國的不同，然而程度相等，這就開始不安了。情況的新奇之處不在于存在著不同于中國人的人群，而在于存在著不同于中國文明的文明，而且有相等的力量和重要性。中國歷史上只有春秋戰(zhàn)國時期有與此相似的情況，當時的各國雖不相同，但是文明程度相等，互相攻戰(zhàn)。中國人現(xiàn)在感覺到是歷史重演，原因就在此。

    如果讀一讀19世紀的大臣如曾國藩（1811—1872）、李鴻章（1823—1901）的文章，更能夠證實他們對于西方?jīng)_擊的感受，的確是如此。這個注試圖說明他們?nèi)绱烁惺艿脑颉?/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