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為主體的金廷人主中原后，北方先后出現(xiàn)了太一教（1138年，河南衛(wèi)輝人蕭抱珍）、大德教(1142年，河北滄州人劉德仁）、全真道三足鼎立的局面，由于王重陽創(chuàng)建了完善的教義、教制，王玉陽、邱處機、劉處玄等教首被金帝征召完成第一步飛躍，邱處機拜渴蒙古成吉思汗完成第二步飛躍，使全真道在北方道教諸派中脫穎而出，取得了“自由建造宮觀，廣收徒眾”的優(yōu)勢地位，。至元六年（1269)，忽必烈詔封全真道所尊東華帝君、鐘離漢、呂洞賓、劉海蟾、王重陽五祖為“真君”（王重陽為“全真開化真君”），后人稱“北五祖”；又封王重陽七大弟子為“真人”，世稱“七真”。至大三年（1310)，元武宗加封全真五祖為“帝君”（王重陽為“全真開化輔極帝君”），七真為“真君”；邱處機弟子尹志平等十八人為“真人”。教門之盛可謂空前絕后，“千年以來道門開辟，未有今日之盛！”，其貴盛堪稱道教諸派之冠。

    昆箭山作為全真道的發(fā)祥地和祖庭，受到蒙元政權以及所在寧海王的明令保護。蒙古時期，乃馬貞與海迷失兩位皇后保護道觀的懿旨立于昆崳山煙霞洞；元憲宗八年（1258)，剛被封為寧海王的哈魯罕自黑龍江頒發(fā)旨令于寧海州刻于煙霞洞神清宮山門內：不得騷擾、奪占昆箭山祖庭宮觀、土地、莊子和山林等；中統(tǒng)三年（1262)，新封寧海王亦思馬自上都（內蒙古多倫）頒令于昆箭山，贈唐四仙姑“寓真資化順道真人”多這一時期的昆崳山還出現(xiàn)了幾個鞠躬盡瘁弘揚道法的大師，使昆箭山的全真道發(fā)展達到頂峰。

    李道元（生辰不詳-1320)，道號清貧子，河南衛(wèi)輝路淇州朝歌人。受度于武當山袁姓高道，得法于洞明真人（王玉陽高徒孫道古，道號靈神子，靈神洞明貞晦真人）全真門下。十歲時，父母俱喪，后到同鄉(xiāng)鐵戶孫提舉家為婿。不惑之年起念出家，持缽云游，毀煉睡眠。經(jīng)年心地未明，遂到武當山隨袁先生學道，開鑿石洞；后往鄧州、風翔，復回真定。至元二十六年(1289)，被洞明真人傳人尋訪，得號清貧子。先在大都洞陽觀暫住，當年四月至云州金閣山，拜受山主。晝服重役，夜煉睡眠，閱三載，終得登仙。李道元在云州金閣山十多年，為成就大殿、壽宮、靈堂及樹立豐碑都付出很多辛勞，。大德三年（1299)，晉王令旨封“抱元真凈清貧真人”。大德六年(1302)，從云州金閣山來到昆箭山經(jīng)營。至大三年（1310年），欽受圣旨護持東華宮，當年七月蒙寧海王麾下總管忻都保舉敬為受寧海王令旨護持東華宮，為昆崳山全真教發(fā)展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李道元在昆箭山的營建主要在紫金峰。昆箭山七十二峰，紫金峰位于昆箭山南麓，海拔257米，峰秀洞幽，怪石嶙峋，獨占群峰之秀。清代學者、邑人于觀貞曾賦《雨后登紫金峰》：“紫金峰下訪全真、曲轉蘿坡少四鄰。策杖頻懷招隱愿，披棒忽結看山因。雨余屐踏苔云破，洞口泉梳石發(fā)新。仰羨五華碑字古，攀登獅座更揮塵”。李道元來昆崳山后在紫金峰竭力興筑，造洞建碑。其主要功德有：

    開鑿紫府洞（東華洞）。1302年，開紫府洞，俗稱東華洞（1993年，原洞加深）。從萊州運來白色大理石，鑿五祖七真等法身十七身，安坐洞中；又置石供質案瓶爐于其內。

    采玉石建立五華碑。從文獻看，五華碑應為一大四小共五石碑，“以碑為壁做石樓閣”，碑則記昆崳山全真教發(fā)展歷史、昆箭山全真教建筑修筑經(jīng)過?；蕬c元年（1312)，在三清殿東側建八角琉璃閣，中立“東華紫府輔元立極大帝君碑”，翰林修撰鄧文原撰文，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浩兼修國史張仲壽書丹，翰林侍讀學士朝列大夫知制浩同修國史趙孟傾篆額，清代阮元《山左金石錄》錄人，曰“此碑……文既典重有體不蹈元人案臼，書法頗與文敏相類，而文敏，篆額結體謹嚴，不類他刻，可稱三絕?！苯o予極高評價。原有小塊見諸果園小房，現(xiàn)已難覓蹤影。

    修復東華宮。創(chuàng)教初期(1167-1169)，王重陽與徒弟們的活動區(qū)域僅在神清觀（煙霞洞）和姜實庵，活動范圍較小。金大定二十二年（1182)，馬丹陽發(fā)現(xiàn)峰前有石壇花圃、丹灶神爐，訪宗推原，認定為全真五祖之首的”東華紫府輔元立極大帝君”王玄甫之古宅舊址，遂召集道眾，修建東華宮。金代東華宮規(guī)模不大，王玉陽有《致契遇、東華二庵道眾》詩。金貞佑年間(1214-1217)，馬丹陽所建東華宮毀于兵火，王玉陽令其徒扈慶真修葺。李道元在開鑿紫府洞、建立五華碑后，又“起三殿兼齋廚，鑿石為山門、石欄干”，這才算功緣畢集，大功告成，。到至大元年（1308年），東華宮已建成占地上萬平方米，碑碣林立、氣勢恢弘的道教叢林，成為昆箭山全真教主要道場。清朝光緒年間還有眾多石碑，如至治三年（1323)張仲壽撰《抱元真凈清貧李真人道行碑》，大德九年（1305）焦養(yǎng)直撰、張仲壽書丹、譚振宗篆額碑，元至正六年（1346年）東牟處士秦才篆額、東牟逸士崔佐撰并書的《增修東華宮碑》，記載東華宮發(fā)展歷史，可惜都已散失。

    延佑四年（1317）冬十一月，李道元又開朝陽洞，成群鶴來自西北；延佑五年（1318)夏，建石殿，奉太上、迎圣像。安奉之次，復有群鶴向西北來，殿前盤繞久之而去。延佑七年（1320)三月，召弟子耿道清，交代完東華宮前建立石橋的遺愿后，無疾而逝，享年76歲。其間，大德九年(1305)，李道元還前往萊陽迎仙宮安葬羽化于斯的馬丹陽，鑿石為槨，立碑以記其事；延佑元年(1314）萊陽人聽說道元“持戒精嚴道心純一”，來東華宮延請道元到萊陽南早年邱處機所創(chuàng)建迎仙宮住持。此時殿宇塑像已毀，李道元整修如故，復立磚閣，造玉石像安奉于內；又將丹陽祖師所度十界元百仙圖旋轉刻像，各鐫姓名，立碑紀之。三年以后欽奉圣旨護持迎仙宮。

    耿道清（生辰不詳-1343)，李道元徒弟，東華宮住持。見于查山云光洞至正七年（1347年）《重修增福延壽宮碑記》、泰定五年(1328)《寓真資化順道真人唐四仙姑祠堂碑》。耿道清也為昆箭山全真教做出了重大貢獻，主要完成李道元的遺愿募建迎仙橋，并倡議興建玉皇閣。迎仙橋，在東華宮西，橋之兩端鑿石為將軍（石人像）鎮(zhèn)之，故俗名將軍橋，至治間（1321一1323）東華宮道士耿道清筑，有至治二年（1322)碑。耿道清不韙先師囑咐，托缽南游江西路，找到李道元舊相識南豐州達魯花赤那懷等，募得中統(tǒng)鈔五千余貫，遵從李道元的遺愿建立石橋。石橋高40尺，長120尺，闊12尺。

    玉皇閣。東華宮主要殿宇建筑修營完善后，東華宮提點耿道清曰：“人為萬物最靈貴者，天地之間，惟上帝玉皇至尊至大，為人之大宗也，可不立而祀焉。古云豺獺尚知報本，而況于人呼，！”于是規(guī)劃籌資，．在東華宮北、東華洞上約數(shù)十尺高的一塊平坦巨石上鳩工劈石，興建玉皇閣以為朝夕參禮祝延圣壽之壇。營謀未成而羽化登仙。山主殷志和及繼任提點韓道微、董道安等人繼之，文登縣達魯花赤大都驢、文登縣洪水寨宋云用鼎力襄助，各施統(tǒng)鈔二千貫。石閣完成后，又命石匠以白玉石刻圣像，安于其座。

    武道彬（生辰不詳-1330)邑居無考，賜號“云真淵靜明道真人”，素工醫(yī)術、卜筮，樂施者甚眾，問道德、求法名者又多，雖日夜問答無少倦怠。大德元年（1297）五月，郡旱求雨，澤流四方；三年(1299）施法驅蝗。武宗皇帝降璽書護其宮，宗藩及顯宗居晉邸時皆發(fā)教為真人維持；寧海王又錫以“云真淵靜明道真人”之號，賜金冠云鶴氅。無疾而逝。元天歷三年（1330)中憲大夫、太子左贊善張起巖為做《道行碑》，弟子王道安、劉道永立石，字多剝蝕不可辯。卒于東華宮之東堂，壽年八十。官僚士庶咸集于庭，表號致奠者不絕。

    除了幾個高道，這一時期另一令人驚嘆的遺跡是圣經(jīng)山摩崖石刻即太上老子道德經(jīng)摩崖石刻。摩崖石刻位于紫金峰西北方向海拔358米的圣經(jīng)山之顛。山頂兩石屹立，西石高3米，長4.2米，陽面陰刻“圣經(jīng)山”三字，字徑50厘米；東石高6米，長15.6米，狀如新月，俗稱“月牙石”，陽面陰刻《太上老子道德經(jīng)》上、下兩卷，全文約6000字，字徑10厘米，隸書變體，近于楷書，古拙蒼潤（照片）。因年久風化，下卷已難辨識年代姓名。此石刻雕工精湛，為國內罕見的大型道教摩崖石刻，1992年被公布為山東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列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馬丹陽在紫金峰的時間短暫，刻石工程巨大，當為昆箭山全真教鼎盛時期的產(chǎn)物。

    與此同時，玉虛觀萬壽宮作為全真道崳山派的祖庭也是膠東道教圣地，屢經(jīng)修葺，規(guī)模不斷擴大，道門提點駐節(jié)此觀。元代大文學家元好問在《懷州清真觀記》中稱：“天下道院，武觀為之冠，濱都次之，圣水又次之。”成為北方道教第三大叢林，涌現(xiàn)出一批高道如尊宿通玄葆和大師（道門提點）方道顯、敦樸葆光大師（提舉）韓道和、靜應通玄大師（提點）宋通榮、萬壽宮本宮提點高道林等。

    全真道內修“真性”（成仙證真之本），外修“真行”，先性后命，以“明心見性”為修煉第一要務這種只修一己性命的做法不為明朝統(tǒng)治者所贊賞；加上全真道因投靠女真、蒙古少數(shù)民族政權造成教門繁榮，也與以“驅除胡虜、恢復中華”為口號的大明王朝格格不人，全真道在明朝受到冷遇是必然的，。宗教的存在與發(fā)展，主要靠統(tǒng)治者的信仰和支持，以及其為人民群眾所接受的范圍和程度，失去了統(tǒng)治者的崇奉和扶持，昆箭山乃至整個北方地區(qū)全真教迅速蕭條下來，以東華宮、玉虛觀萬壽宮、煙霞洞神清觀為代表的昆箭山全真道中心道事寥落。但由于宗派繁衍，教團經(jīng)濟基礎雄厚，以及廣泛的社會基礎，全真教在昆箭山還有少量的宗教活動。

    明神宗（1573一1620）時，印造道教《大藏經(jīng)》頒施在京及名山道觀供奉。萬歷三十九年(1611)四月，敕頒藏經(jīng)“廣通之寶”璽詔，并贈煙霞洞神清觀《大藏經(jīng)》，特譴御馬監(jiān)張簡來昆箭山，算沾點皇恩，此后再無下文。

    明景泰四年（1453)，原籍蘇州府嘉定縣的文登縣信官蔣理發(fā)心施財，壯塑東華宮圣像，祈保平安，如意吉祥，此后再無維修者。明中葉以后東華宮毀于火，斷壁殘垣，再無繁榮的機會。

    玉虛觀萬壽宮仍有較大影響，明代提督學政邵賢曾有詩碑題于萬壽宮東西山墻。

    清初，由于民族，矛盾激化，出現(xiàn)了和全真道興起時相同的政治氣候，全真道中的龍門派出現(xiàn)復興景象，但再也無法達到元代那樣的鼎盛局面。由于順治年間（1644一1661）昆箭山六度寺僧常和尚等人助棲霞人于七舉行反清起義，作為全真道發(fā)祥地的昆箭山寺觀遭到嚴重毀壞，從此一蹶不振。

    清后期昆箭山東南部的全真道活動有所恢復。咸豐四年(1854)，玉虛觀萬壽宮最后一次維修。另外，明中后期全真教箭山派在玉虛觀東南今小觀鎮(zhèn)大蘆頭村附近創(chuàng)立了太平觀，按“本和教忠禮智時阿吾基遠近從何起陽子結金輝”20字排行，在清代后期第十三代王從政主事時達到強盛。王從政在北京白云觀受戒一年，從北京帶回御賜“道為吾友德即我鄰”對聯(lián)和“三茅第及”、“九轉丹成”兩支金字匾，并于同治六年（1867年）重修太平觀，。此時太平觀與北京白云觀、青島天后宮、嶗山上清宮以及昆箭山的神清觀、東華宮、玉虛觀都有密切往來，堪稱昆箭山全真道最后的落日余輝。

    全真派在元代中后期，由于紀律松懈和人才匱乏之類的原因，發(fā)展落入低谷。到了清朝順治、康熙年間，七代律師王常月開壇說戒三次，對于全真派進行了大規(guī)模整頓。由此，全真派中興。王常月當年留下的講稿被整理為《龍門心法》。我認為，無論是否從宗教角度入手，他的很多觀點和說明問題的方式都是很有價值的。

    就目前來看，全真派在管理方面的規(guī)矩要比正一派多出許多。事實證明，管理上紀律是第一位的……

    詳細資料，可以參看以下內容：

    “全真道興盛於金元時代，是宋元新道派中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派。元以降，與正一道作為兩大道派延續(xù)至今。

    全真道創(chuàng)教人王喆(公元1113-1169)，號重陽子，陜西咸陽人，出身富家，仕途無進，於是入道。他自稱於正隆四年(公元1159)在甘河鎮(zhèn)遇異人授以真訣，自此棄家入終南山南時村居於穴中修煉，號其穴為「活死人墓」，自號「王害風」，佯狂裝瘋。大定七年(公元1167)，放火燒掉所住茅庵，云游至山東半島，正式亮出全真旗號，收了馬鈺、譚處端、劉處玄、邱處機、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七大弟子。這七大弟子成為全真道興旺發(fā)展的骨干，各自形成門派，后稱「北七真」。王重陽在山東半島創(chuàng)教、傳教的時間只有三年，大定九年(公元1169)秋，他留王處一、郝大通在昆崳山修煉，自己攜邱劉譚馬四大弟子返關中，抵開封而逝。弟子搜集遺留詩詞千馀首，編為《全真集》刊行。王重陽之后，大弟子馬鈺繼任掌教，其馀六真在山東、河北、陜西、河南等地傳教，在民間逐漸擴大了影響。馬鈺掌教期間，教旨以無為為主，離塵去俗，識心見性，以道士的樸素苦行吸引社會人士信向，尚未與統(tǒng)治者結上關系，也未營造宮觀。這是全真道發(fā)展的第一階段。從公元1187至1219年，為全真道發(fā)展的第二階段。這是全真道進一步發(fā)展而漸漸壯大的時期，劉處玄、邱處機先后掌教，以山東半島為活動中心，。此時的全真道，特別注意爭取金朝統(tǒng)治者的承認和重視，并開始營造宮觀，建立宗教活動基地。隨著全真道在民間勢力的增大，金廷也日益重視它。泰和元年(公元1201)、三年(公元1203)王處一兩次被徵召，皇帝的一再徵召，反過來又提高了全真道地位，促進了它在民間的流傳。從公元1219年起，全真道的發(fā)展進入第三階段，到達鼎盛，促這一局面的關鍵人物是邱處機。邱應成吉思汗之召，以七十多歲高齡率徒赴西域雪山(今阿富汗境內)，勸其戒殺，取得成吉思汗尊敬，稱他為邱神仙，令他掌管天下的出家人，并敕免全真道士差役賦稅。邱處機於公元1224年東歸，回到燕京(今北京)，住於太極觀(后改名長春，宮)，該觀從此成為全真道首腦機關所在地。邱處機提出「立觀度人」，此后全真弟子大建宮觀、廣收門徒的活動大為展開，全真道觀逐漸遍布北方。公元1227年，邱處機卒，葬於長春，宮處順堂，即今天的北京白云觀。從邱處機掌教后，全真道有了很大發(fā)展。

    元代全真道的發(fā)展進入鼎盛期。全真道大建宮觀，廣收門徒出現(xiàn)許多知名道士，一派道門興旺景象。邱處機去世后，繼起掌教者尹志平、李志常進一步拓展全真事業(yè)，爭取統(tǒng)治者支持，使全真道獲得進一步發(fā)展，步入頂峰。全真道不僅在北方成為道教重心，還渡江南傳，江浙鄂閩等地都有了全真道的活動蹤跡。元初江南全真道最大的活動點在湖北武當山，徒眾甚多。全真道南傳之前，江南已有金丹派南宗煉內丹，自稱丹法出於鍾、呂、劉，與北方全真道同源異流。南宗教團不大，未受元室重視，於是南宗徒裔在元代紛紛合流於全真門下，其著名者有李道純、陳致虛等。至此，全真道傳遍大江南北，盛極一時，與正一道勢力不相上下。全真道政治地位因元室冊封全真祖師而有了很大提高。至元六年（公元1269），忽必烈詔封全真道所尊東華帝君、鍾離權、呂洞賓、劉海蟾、王喆五祖為「真君」，后人稱為北五祖；又封王喆七大弟子為真人，世稱七真。至大三年(公元1310)，元武宗又加封全真五祖為帝君，七真為真君，邱處機弟子尹志平等十八人為真人。不少全真道高道知集賢院道教事。大略從元中期至元末，可算全真道發(fā)展的第四個階段，呈外盛內衰之象，教風有變，趨於蛻化，教內高道缺乏，落入發(fā)展平平的局面。與此相比，正一道成為元代中后期較興盛的道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