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先生的話鋒轉(zhuǎn)變，讓蘇亦猝不及防。

    原來你是這樣的鄒先生。

    面對這樣的盛情邀約，蘇亦能怎么辦？

    當然是要拒絕了。

    然而，怎么拒絕卻是一個技術(shù)活。

    蘇亦的拒絕方式也很簡單。

    跟搪塞王永興先生的道理一樣，蘇亦說，“要不，我先回去問問宿先生，看他那邊有什么安排。”

    鄒先生點頭，“這樣也好?！?br/>
    至此，這事翻篇。

    話題再次回歸課堂。

    鄒先生又望向蘇亦，“要不，你繼續(xù)講一講？”

    蘇亦講啥??？

    不講。

    連忙搖頭。

    鄒先生竟然露出遺憾的表情，就連臺下的學生也一臉遺憾，就連坐在旁邊的王訊都忍不住問，“小師兄，咋不講？我們還想聽呢?！?br/>
    蘇亦瞪他一眼，“安靜，鄒先生講得挺好，我就不狗尾續(xù)貂了?！?br/>
    這家伙竟然還貧嘴，“還好不是狗尾續(xù)貂蟬！”

    “滾！”

    這一次，蘇亦終于克制不住了。

    說實話，鄒先生講課，趣味性還是很足的。

    他一開始講教材。

    講他編著商周考古講義的經(jīng)過。

    “你們現(xiàn)在使用的講義是我56年，從蘭大調(diào)回北大任教的時候，編寫的，當時還是油印版，相比較之下，現(xiàn)在的鉛印版就鏡子很多?！?br/>
    鄒先生當年在蘭大的講授《考古學通論》和《古文字學》，在西北師院還講《商周銅器》，56年9月份被調(diào)回北大歷史系任助教，主要指導田野發(fā)掘?qū)嵙暋?br/>
    同時，也開始編寫《商周考古》講義，甚至還講郭寶均先生所編《殷商考古》改為《商周考古》。

    要問鄒先生研究生導師是誰？

    他肯定會毫不猶豫的說是郭寶均先生。而不是張政烺或者蘇秉琦兩位先生，盡管這兩位先生都是他的指導老師，甚至還蘇秉琦先生還參與主要輔導，但鄒先生的學術(shù)思想顯然是郭寶均先生一脈相承。

    倆人都是研究商周考古的。

    甚至回到北大，他開始的開設也是《考古學通論》商周部分。

    不過，鄒先生正式講述商周考古課程，則是在57年。

    在此之前，北大的商周考古課一直叫中國歷史考古。

    從57年開講，一直講到現(xiàn)在。

    鄒先生對商周考古的研究，有多深入，可想而知，蘇亦才不愿意獻丑，不然好丑的。

    鄒先生講完講義部分，又講到他的求學之路。

    跟臺下的學生分享，他是如何從法律系轉(zhuǎn)入史學系以及又是如何走向考古這條路的。

    這部分，蘇亦不陌生。

    但，通過旁人或者是其他資料去獲知，跟本人親自講述，這兩者體驗完全是不一樣的。

    此刻的蘇亦，有種見證歷史的感覺。

    既然講到史學系部分，鄒先生自然而然就講到顧頡剛的《古史辯》，還講到顧頡剛的著名史學觀點——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

    還提到另外一句著名的話，“時代愈后，傳說的古史期愈長?！?br/>
    鄒先生說完，問，“同學們，知道這句話是什么意思嗎？”

    自然是不知道。

    要是都知道。

    就沒蘇亦什么事情了。

    偏偏他們不知道，蘇亦就被鄒先生喊起，“蘇亦，你跟大家說一說吧?！?br/>
    之前，研究復試的時候，蘇亦就曾經(jīng)說過自己讀過顧頡剛的《古史辯》，顯然，這是鄒先生記得了。

    實際上，北大的諸位師長在學生年代的時候，沒讀過顧頡剛《古史辯》的人極少。

    鄒先生不僅讀過還精讀。

    好在，他沒問多困難的問題。

    不然，蘇亦就尷尬了。

    “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之說，主要有三點：第一點，就是鄒先生剛才提到的，時代愈后，傳說的古史期愈長。這句話怎么了解呢？也很好了解?！?br/>
    “我給大家舉個例子吧，例如：周代，人們起初認為最早的帝王是大禹；到孔子時，人們心目中最早帝王向上提早到了堯、舜；戰(zhàn)國時，文獻里有了更早的黃帝、神農(nóng)；漢以后的描述中有了更早的盤古。所以，就是時代越靠后，傳說的古代史部分就越長，甚至后面連神話故事都出來了?！?br/>
    “第二點，時代愈后，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這句話，也不難理解。例如，關(guān)于舜，舜被孔子時代人們看成是無為而治的圣君，到《堯典》里就成了全方位積極有為的圣人，到孟子時代增加了‘模范孝子’內(nèi)容。”

    “第三，我們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確切狀況，但是，至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例如，我們不一定知道實際的夏商史是怎么樣的，但是，可以知道東周時代人們心目中的夏商史。這部分，如何知道？自然是從古文獻以及考古資料多個方面去了解的?！?br/>
    “實際上，1923年，顧頡剛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這篇文章里，就已經(jīng)系統(tǒng)地發(fā)表了他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的學說?！?br/>
    說完，蘇亦望向鄒先生，像是個等待表揚的三好學生。

    鄒先生給予肯定，“講的挺好的?！?br/>
    那么古史辯講個啥？

    就是單純的辯論古史嗎？

    并非如此。

    作為疑古學派的領袖人物，顧頡剛提出這樣的觀點，就是要告訴世人古史不可盡信。

    疑古學派把一批古書考訂為偽書，對中國最早的古代歷史產(chǎn)生了懷疑，因清理偽古史形成古史辯學派。

    他的觀點，安全就是動搖了人們一直以來的固有觀念。

    這樣就徹底打破舊有的認知，是的中國上古史需要重新研究、認識和構(gòu)建。

    聽起來，顧頡剛還挺牛掰的。

    實際上，這位先生也挺牛掰的。

    然而，疑古學派就沒缺點嗎？

    不然。

    到了后面，整個學派的風氣就有些歪了。

    變成什么都質(zhì)疑了。

    好像對啥都要質(zhì)疑。

    質(zhì)疑太多。

    也不是啥好事。

    尤其是在民國時期，軍閥混戰(zhàn)，國內(nèi)動蕩不安，國民一度懷疑自己的文化以及人種之劣等。

    這種情況下，你還老懷疑，就動搖國之根本了。

    甚至，到了后面，還有人以訛傳訛，說顧頡剛認為大禹是條蟲。

    天地良心，顧頡剛就是打個比方，結(jié)果就被斷章取義，大肆宣傳。

    這種情況下，疑古學派的學術(shù)觀點就跟當時的國情格格不入了。

    畢竟，19世紀末至20世紀處，中山先生根據(jù)清末民初學者研究的結(jié)果，提出中國有五千年的歷史。

    五千年從哪里算的？

    就是從黃帝紀年開始算。

    還把黃帝認為中華民族的祖先。

    而，中華民族這個概念恰巧就是梁啟超先生率先提出來的。

    然而，當時，有不少的學者接受西方研究方法的影響，認為中國歷史是從西周開始。

    好家伙，這樣一來，就把中國西周以前的歷史給抹去了。

    這可能嗎？

    自然是不可能。

    這部分歷史，在殷墟的發(fā)掘成果公布以后，就不攻自破。

    畢竟甲骨文的存在，已經(jīng)明確證明商代的存在，表明中國歷史還可以提早。

    不過殷墟終究還是沒有辦法解決夏文化的存在。

    而顧頡剛雖然假設大禹可能是條蟲，但這位老爺子也沒有否認夏的存在。

    然而，鄒衡先生為啥偏偏去糾結(jié)這些啊？

    他的課堂上為啥要講述這些。

    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上的就是商周考古。

    而商周考古就是在研究這些課題。

    畢竟，57年北大考古專業(yè)還把商周考古放在中國歷史考古課程上講述。

    既然提到殷墟，提到甲骨文。

    鄒先生自然而然，也不會只提顧頡剛，他還提到郭沫若郭老。

    “我當年轉(zhuǎn)入史學系讀書的時候，向達先生就向我推薦郭沫若先生的諸多著作，這些著作對我有這極大的影響，我甚至花了一年時間，死啃郭沫若先生的《卜辭通纂》、《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等學術(shù)著作，才基本上掌握了有關(guān)甲骨文和金文有關(guān)的知識。當然，以我的甲骨文工地，很能在短短的一年內(nèi)全部讀懂這些學術(shù)著作，但是我仍然從中發(fā)現(xiàn)他在中國上古史研究中有三大難題沒解決，致使他終身遺憾?！?br/>
    說到這里，鄒先生問臺下眾人，“大家有人讀過郭老的書嗎？比如他的這些甲骨文作品?！?br/>
    又是一次集體不約而同的搖頭。

    鄒先生也不意外，“你們往后可以讀一讀的，比如蘇亦，他年紀輕輕，就掌握了不少甲骨文，通讀郭沫若以及王國維兩位先生的諸多甲骨文著作，這可是非常了不起的功底。”

    說著，他有望向蘇亦，“那么蘇亦，你知道郭沫若先生還有那些難題沒有解決嗎？”

    蘇亦搖頭再搖頭。

    他當然知道。

    因為他曾經(jīng)翻過郭老的書，說通讀甲骨文那是扯，但讀過卻是真。

    不僅如此，他還讀過鄒先生的諸多著作以及傳記。

    鄒先生的這些疑惑，他就算不讀郭沫若先生的書，僅僅是在鄒先生后世的相關(guān)文章中就曾多次提及。

    不過這是作弊得來的。

    不是他自己的總結(jié)。

    蘇亦當著本尊的面，自然不好意思說。

    再說，鄒先生也只是習慣性提問，也不是想讓他說。

    不然早就讓站起來回答問題了。

    那么為何有這么一問呢？

    自然是講課技巧。

    就是一個同學們一個印象。

    你們的小師兄那么厲害了，他都不知道這個問題，那么我作為老師講給你們聽，你們就要更加注意了。

    此刻的蘇亦，完全就是被蘇亦拿當工具人了。

    既然是工具人就有人作為一個工具人的覺悟。

    不逾越。

    不然，你站起來回答問題爽了。

    老師咋辦？

    老師也要爽啊。

    你不能讓對方卡在喉嚨，憋在心里難受吧。

    于是，蘇亦很聰明的搖頭。

    臺下的學生，顯然是不知道，剛才那對視的一秒，實際上是刀光劍影，他們小師兄在跟鄒先生，已經(jīng)交鋒數(shù)個來回了。

    一、殷商前期，他在研究中國青銅時代分期時，僅僅提到濫觴期大率相當于殷商時期，而未作任何解說。

    二、先周文化，他研究西周銅器銘文時，不只一次地說到，周武王以前的銅器一件也沒有而感到遺憾。

    三、夏文化問題，他認為夏代不會有多么高的文化，有的只是一點口頭傳下來的史影。

    我當時存在一種幻想：這三大難題固然在古代文獻和古代文字中都不可能得到解決，是不是能在考古學中求得解決呢？從此，我便肩負這三大難題走上了考古的征途，并且決心為此奮斗一輩子！原來我本想專攻古代文字，現(xiàn)在看來，古代文字既不能解決這三大難題，況且古代文字又是一項專門學問，我不可能兼顧二者，只好舍棄古代文字而專攻考古學。

    考古學也是一項專門的學問，在大學階段，我并不是專攻考古學的，只不過聽了兩三門考古課，可說并沒有什么堅實的基礎，非科班出身的我，自然感到困難重重。我遇到最大的困難有二：

    一是田野考古，我沒有任何的工作經(jīng)驗；

    二是研究古代器物，我不知道從何處下手。

    在研究生的第一年，圍繞著這兩大困難，首先在書本上尋找方法。除了中外考古的一般書籍外，特別注意在中國考古學方面查尋資料。在當時，中國考古學的圖書還不多，找來找去，只有四套圖書是值得認真閱讀的，這就是《安陽發(fā)掘報告》、《中國考古學報》、《城子崖》和《斗雞臺溝東區(qū)墓葬》?？墒牵易x來讀去，只覺得似懂非懂，根本抓不住重點。后來我才知道，這主要是因為我還沒有參加田野發(fā)掘的緣故。

    我首次參加田野發(fā)掘是在鄭州二里崗，這是一處大規(guī)模的商代遺址。1949年以前，盡管考古工作者經(jīng)常路過鄭州，卻無人留意此處遺址。我能在此前后工作兩年感到莫大的榮幸，我的考古生涯就是以此處為基地的。20世紀50年代初期，鄭州的生活條件很差，我們住的是漏雨的茅草房，冬天用的火爐也不很暖，吃的是高粱面窩窩頭，出門上工地都是背著工具等步行。不過，回想起這段生活倒是很有意義的，并不覺得是如何艱苦，因為當時我滿懷著一顆要攀登科學高峰的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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