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六章特別行政區(qū)下

    在那些傳統(tǒng)官紳的眼里，這同盟會的改元之舉，可謂是不倫不類。高旭身為同盟會的總理事長，并沒有登基為帝，同盟也不是他的年號，憲章也不過是同盟會的綱領而已，改元為憲，著實是莫名其妙。要是高旭像李自成、張獻忠那樣自立為帝，改年號為同盟，倒也不落人口柄，但他沒有。

    對于這點，作為同盟會的宣傳機構宣政院沒有解釋，會報中華報也沒有解釋，高旭只是以事實來宣示同盟會的自立主張。把憲章作為改元的年號，自古以來，也大約只有同盟會這么干。

    高旭面對三藩使者的口水戰(zhàn)早已煩不勝煩，既然再奉業(yè)已不存在的隆武朝廷沒有意義，便把同盟會改元自立的決心昭告天下?，F(xiàn)在雖然時機并不完全成熟，但是福建作為同盟軍光復的第一個省份，將成為以后行省光復區(qū)的樣本。要是同盟軍每光復一地，就要接收大明朝數(shù)百年積存下來的弊政，隨著光復區(qū)的擴大，那就更加的積習難返。那還不如趁著現(xiàn)在同盟會的地盤還小的時候，一步一個腳印的把同盟會的新政付以實踐。

    福建省，將成為同盟會除江南長三角光復區(qū)之外的第一個省級特別行政區(qū)。

    既然滿清攝政王多爾袞那殘酷的剃發(fā)令都能推行，同盟會的新政當然也可以。

    對于那些不支持同盟會新政的舊式官紳，高旭也不稀罕，也希望他們去兩廣的永歷與紹武這兩個南明政權去內哄扯皮。要是他們鬧得再歡，有著同盟軍這支強兵，大可以一力降十會。

    對于同盟會的改元之舉，在同盟會大本營的崇明島，民眾雖然不理解，但還是無條件地擁護支持的。至于江南的光復區(qū)，朱明王朝的威嚴早就形同虛設。事實上，在江南，隨著同盟會的一系列恢復社會生產(chǎn)的措施，民眾已經(jīng)把同盟會作為一個代明而立的朝廷來看，同盟會改不改元，高旭登不登基，在滿清鐵騎的威脅之下，根本沒有別的選擇。   大明時代之死人香56

    但是福建剛剛光復，對于同盟會的激進思『潮』還在消化之中，對于同盟會悍然扯去隆武朝廷這塊遮丑布，以憲歷紀元的舉措，在官紳階層之中自然引起了強烈的震動。

    對于那些對于朱明宗室中興大明的期待已完全絕望，執(zhí)意投身于同盟會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事業(yè)之中的開明官紳來說，比如劉中藻、張肯堂、曾櫻、路振飛等人，他們是當中沉默的大多數(shù)。對于那些有著強烈投機意識的官紳來說，竟是向宣政院上書，勸進高旭稱帝，對于這些人，高旭只是一笑置之。他改元為憲，不過是提高同盟憲章的影響力，至于現(xiàn)在稱帝，那真是不成熟，至少光復了南京、北京這樣的具有政治意義的大城市之后，再可能考慮這種事。

    當然，反對同盟會改元為憲的人也有不少，其中就以隆武朝的原大學士朱繼祚為首。

    朱繼祚是福建莆田縣人，萬歷四十七年進士，歷任禮部右侍郎。在隆武朝廷中曾任大學士。當然，在隆武當政的時候，為了收買人心，大學士的名額達到二十多人，像大白菜一樣不值錢。他集聚一批福建的傳統(tǒng)官紳，活躍在桂、唐、魯三藩的使者當中，對于同盟會的改元為憲之舉，言道：“自古以來，改元之事，從未如此草率而行，毫無章法，簡直是海盜行徑！”

    朱繼祚此言直指高旭出身海盜家族，對于國政信手涂鴉。

    對于朱繼祚的指控，同盟會會報中華報終于作為正式回應，言稱同盟會改元為憲，只是同盟會內部會政，憲歷紀年為了配合新政，只在同盟會的光復區(qū)推行。

    明眼人都看出了，歷來只有先稱帝，才有改元之事，而這高旭根本是反其道而行之，先是改元，將來時機成熟的時候，才正式稱帝。至少高旭的出身，當年明太祖朱元璋的出身很好么？所謂竊國者候，到時真的有了問鼎天下的實力，誰還會計較開國者的出身？

    其實高旭現(xiàn)在并沒有想得這么多，以他看來，他領著同盟軍拼死拼活地從韃子手中收復漢家河山，到頭來，又是那幫腐朽不堪的士紳階層坐享其成，這是他絕對不允許的。

    既然高旭決意奉行重商主義，在驅逐滿清之后，進入大航海時代，那批守舊的、固步自封的、目光短淺的士紳階層恰恰就是攔路虎。推廣同盟憲章，淡化士紳階層的影響力，提高商人、匠人階層的地位，必須從現(xiàn)在就開始做起。

    他不會像李自成那樣拷掠這些官紳，因為沒有必要，在閩海光復、鄭氏瓦解之后，同盟會的發(fā)展資金，以及同盟軍的錢餉，完全可以通過華商會的商業(yè)渠道籌集，海上貿(mào)易的巨額利潤，現(xiàn)在足以支撐他的事業(yè)。

    對于高旭改元為憲的激進舉措，身在蘇州主持江南抗戰(zhàn)大局的沈廷揚也來信相勸，但是高旭回信道：“岳父大人，我們要想走得更遠，必須獨樹一幟，必須徹底拋棄這大明朝的數(shù)百年積弊。但是光是憑著一面中華旗還不夠，我們還要把同盟憲章的觀念深入人心。因為我們驅逐韃虜之后，不是恢復一個已經(jīng)腐朽到骨子里的大明朝，而是打造一個煥然一新的大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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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同盟會把隆武紀元改為憲歷的爭議聲中，隨著許用和陳永華的福建宣政院成立三個月后，在八月上旬，劉中藻的福建行政院正式成立。行政院作為同盟會的省級行政機構，隸屬于同盟會總部中樞的行政司。在行政院之下，又設立吏政、戶政、財政、學政、農(nóng)政、商政、郵政諸署。

    劉中藻作為院理長，負責吏政以及行政院全局統(tǒng)籌；張肯堂負責戶政、農(nóng)政；為官清廉的曾櫻負責財政、郵政；陳永華的父親陳鼎負責學政，把倡導新學為主的同盟公塾從崇明移植到福建；還有身為華商會福建分會大掌柜的周福生，兼任商業(yè)署理事長。

    除了劉中藻的行政院之外，高旭又授權路振飛組建都察院。都察院也就是御史臺，作為『政府』的監(jiān)察系統(tǒng)。但是高旭授權都察院的并不是風聞奏事的權力，所謂風聞，不過是浮言而已，要彈劾就要講證據(jù)，以品德、傳言為理由發(fā)動彈劾的御史會被撤職。   大明時代之死人香56

    “路院理，如果御史要彈劾一個官吏，必須要以事實與數(shù)字說話。比如他貪了多少錢，害了多少人，劫了多少『色』。如果無憑無據(jù)，御史的彈劾就不成立?！?br/>
    在都察院成立之初，高旭就如此對路振飛說道。路振飛曾任都察院監(jiān)察御史、福建巡按御史、河南按察司檢校、上林丞、光祿寺少卿、右僉都御史等職。對于御史彈劾的流程也極為熟悉。面對高旭如此要求，路振飛憂慮道：“總理事，要收集證據(jù)，就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持，光憑著御史的個人能力，萬萬難以做到?！?br/>
    路振飛的憂慮也不無道理，歷來的御史不乏有正直之人，但他們個人卻沒有辦案能力，除了靠風聞之外，要搜羅證據(jù)，著實在他們的能力范圍之外。高旭沉思一番之后，決定把后世的廉政公署這個機構搬過來。有了廉政公署，這樣都察院就有了獨立的調查與會計組織，有收集證據(jù)的能力，要對官吏發(fā)起彈劾，也就言之有物，而不是全靠風聞辦事。

    同盟會的省級執(zhí)政框架搭建起來之后，接下去就是任命各級官吏。對于劉中藻提交上來的名單，高旭在原則上自然是同意了，但高旭提出了三個月的公示期以及試用期，要等通過了三個月后的同盟會會試之后，這些官吏才正式成為同盟會的會務員，成為同盟會的各級執(zhí)政者。同時，路振飛的都察院廉政公署也開始正式籌建，一旦有了獨立審查能力之后，將對這些官吏進行調查篩選。

    要想把福建建設為一個穩(wěn)固的后方根據(jù)地，設官理民，恢復社會生產(chǎn)秩序是必須的。當初李自成為什么兵敗如山倒，就是因為他的流寇思想在作怪，每占領一地，就像蝗蟲一樣侵蝕一空，在經(jīng)濟上完全靠打土豪，抄官紳來維持，而沒有設官理民，恢復生產(chǎn)。但是，高旭因為有了海商階層的支持，憑著巨額的海上貿(mào)易利潤以及華商會這個吸金組織，已完全解決了資金問題，也就無需采取李自成那樣極端的政策，從而能得到一部分士紳的支持。

    高旭在軍事上，憑著同盟軍的旭衛(wèi)鎮(zhèn)和安義鎮(zhèn)光復了福建全境；在政治上，又憑著劉中藻、張肯堂、路振飛、曾櫻、陳鼎這批支持同盟會事業(yè)的本地官紳穩(wěn)定了局勢；在經(jīng)濟上，又憑著華商會接受了宏大的鄭氏商業(yè)遺產(chǎn)。然后，就是如何利用福建省豐富的戰(zhàn)略資源。

    對于日益擴軍的同盟軍來說，崇明的高氏工坊已滿足不了同盟軍對軍械的需求。而福建有煤，有鐵，有豐富的林業(yè)資源，也有豐富的水力資源。無論是軍械制造所需的煤鐵，船舶制造所需的木料，還是高旭倡導的水力機械化戰(zhàn)略所需的水力，福建都有。

    明代福建的冶鐵業(yè)極其發(fā)達，泉州府的安溪，漳州府的龍溪，還有延平府的尤溪縣，都是有名的冶鐵中心。這福建省內為數(shù)眾多的冶鐵中心之中，高旭經(jīng)過慎重考慮，決定在位于福建省腹地的延平尤溪縣，開拓一個尤溪基地，作為高氏工坊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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