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籍乃圣人之糠秕！

    魏晉名士的清談沙龍

    講魏晉風(fēng)流不能不講清談，沒有魏晉清談也就沒有魏晉風(fēng)流，魏晉風(fēng)流表現(xiàn)在許多方面，但清談肯定是風(fēng)流的最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說到清談，實在存在太多誤解。清談這個詞，在今人的嘴里負面的含義多于正面的含義。人們常常用清談這個詞來指那些不著邊際的高談闊論，尤其指只說不做、無補于事的空虛之談，甚至用來指那些茶余飯后東拉西扯的侃大山。其實清談這個詞在魏晉時候完全是正面的意思，負面色彩是后世加上去的。即使在學(xué)術(shù)圈子里，對清談的誤解也很多，比如“清談?wù)`國”這種說法幾乎牢不可破，沒有幾個人敢否定。其實到底什么是清談，清談怎么談，談些什么，談了多久，沒幾個人知道。說得直率一點，盡管一般研究魏晉文史的人不會把清談?wù)`解為毫無意義的聊天，大概也沒有多少人知道“清談”這個詞在魏晉時代比“談玄”有更廣泛的意義。當時專指談玄的話，并不用清談這個詞，更多是用“清言”或“談”。用清談專指談玄也是后世學(xué)者的誤用，大約起于明清之際。總之，關(guān)于魏晉清談我們知道得很少，研究得很不夠。我在哥大念博士的時候，寫的博士論文就是研究清談的，英文題目是the vioces of wei-jin scholars: a study of qingtan，后來翻譯成中文，叫《魏晉清談》，1991年在臺北出版。在我這本書出來之前，無論是中文、日文、英文或其他外文，還沒有一本專門研究魏晉清談的學(xué)術(shù)著作。

    魏晉清談是非常復(fù)雜的一個問題，下面來看一下大概情形。

    清談到底是什么呢？如果用一句容易懂的話來說，清談就是魏晉南北朝時士族精英分子的學(xué)術(shù)沙龍。沙龍（salon）源自法國話，指的是十七、十八世紀在法國知識分子當中流行的一種社交活動，曾經(jīng)為二十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所艷羨，所以沙龍這個外來詞比清談這個中國詞更流行。

    平心而論，法國的文藝沙龍哪里能跟中國的魏晉清談相比？這不是自大而是事實。法國的沙龍大概流行了不到兩百年，魏晉的清談延續(xù)了四百年。雖然沙龍和清談大體上都是糅合學(xué)術(shù)、社交、游戲的成分在內(nèi)，但是清談的學(xué)術(shù)性質(zhì)顯然要比沙龍強，產(chǎn)生的思想成果也要比沙龍多。魏晉南北朝四百年間，中國思想學(xué)術(shù)的演進所憑借的主要手段就是清談，魏晉玄學(xué)基本上就是魏晉清談結(jié)出來的學(xué)術(shù)果實。就社交和游戲這一點說，清談的斗智色彩也比沙龍濃厚，沙龍更多像討論，清談更多像辯論。沙龍多半由一個美麗的貴族婦女主持，參與者大都是文化名流，大家就文學(xué)和哲學(xué)的問題發(fā)表見解，比較隨性。而清談通常是由兩個人就一個哲學(xué)命題進行辯論，比如前面提過的“圣人有情無情”的問題，“才性”的關(guān)系問題。一人為主，一人為客，各執(zhí)一理。比如主方執(zhí)“圣人有情”之理，客方執(zhí)“圣人無情”之理。主方先敘理，客方再反駁，主方再辯，客方再駁。手揮麈尾，言辭精妙，聲情優(yōu)雅，充滿機鋒，而且有一套約定的程式和規(guī)矩。參與者全是士族精英分子，也就是名士。有主持人，即談座的主人，稱為談主。這個談主不是美艷婦人，卻是社會地位和學(xué)術(shù)地位都很高的名士。兩人辯論的時候，其他人不得插話，而是靜靜地欣賞。一辯一駁，稱為一番或者一交。來來往往，可至數(shù)十番，延續(xù)一兩個鐘頭，直到一方認輸。而最后辯贏的一方所執(zhí)之理則稱為勝理。于是主賓皆歡，氣氛熱烈而融洽。

    魏晉人喜歡飲酒，好事的人就常常把魏晉人的飲酒與清談聯(lián)系在一起，直到現(xiàn)在還有許多人認為，所謂清談就是當時的名士們一邊喝酒一邊聊天，只是言辭精美一點，談的是文學(xué)和藝術(shù)。這其實是很大的誤解，如果用以描寫法國十七、十八世紀的文藝沙龍，倒是比較像。中國魏晉的清談很不同的，其實是一種智力博弈。清談是很認真的，有時候還相當緊張，辯論的雙方也很在意輸贏，因為這牽涉他們的名聲。清談不僅講究言辭和技巧，更重要的還是內(nèi)容；內(nèi)容也主要不是文學(xué)和藝術(shù)，多半是哲理。辯論時也不喝酒，不吃飯，喝酒吃飯是清談之后的事。關(guān)于清談緊張而激烈的狀況，可以舉一則《世說新語》中描寫清談的故事來看看?！段膶W(xué)》篇第三十一則說：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復(fù)暖者數(shù)四。彼我奮擲麈尾，悉脫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牛鼻？人當穿卿頰！”

    孫安國是孫盛，安國是他的字；殷中軍是殷浩，中軍是中軍將軍的簡稱，是殷浩的官職。孫盛與殷浩兩個人都是當時有名的清談家，這一段是寫他們兩個的清談如何精彩激烈。兩個人來往辯論，不分高下，激烈的時候?qū)⑹掷锏镊嫖蚕癖饕粯訐]來揮去，麈尾上的毛都甩掉了，落在飯盆里。看來兩個人已經(jīng)辯論了很久，仆人們擔(dān)心他們餓了，把飯菜端上來，他們卻不愿意停止辯論，飯菜涼了，仆人們熱好再送上，結(jié)果又等得涼了，又去熱，以至于“冷而復(fù)暖者數(shù)四”，甚至“至莫忘食”。這里“莫”字是“暮”字的通假字，是傍晚的意思。假定他們下午三四點鐘開始辯論，至暮，至少已經(jīng)到了五六點鐘吧，如果是夏天說不定是六七點鐘，豈不是辯論了兩三個鐘頭？看來最后未分勝負，殷浩對孫盛說，你不要做強口馬，我要用繩子穿上你的鼻子，讓你輸?shù)梅?。孫盛也反唇相譏：你沒看到那犟脾氣的牛？犟得把鼻子都拉掉了，結(jié)果被人在臉上打個洞，再穿上繩子，最后還是得服輸。

    清談到底談些什么內(nèi)容呢，或說辯論些什么道理呢？總結(jié)起來，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三玄及其注解。三玄是清談所依據(jù)的基本經(jīng)典，就是《周易》《老子》和《莊子》。這三本書是先秦經(jīng)典中最富于哲理的書，涉及宇宙、社會、人生、人性等各方面的基本問題。談士們從這三本經(jīng)典中抽出一些基本觀點來進行辯論和討論，所以清談又稱談玄，就是這個原因。清談中還常常會涉及各家注解異同的辯論。

    第二，名家學(xué)說。名家用今天的話來講就是邏輯學(xué)家。但是在中國傳統(tǒng)中，名家經(jīng)常被曲解，常常被當作詭辯家，因為他們常常提出一些超出一般人常識范圍的命題。名家中有個人叫公孫龍，他就提出好幾個這樣的命題，例如“白馬非馬”“指不至，至不絕”“離堅白”等。還有一些名家，包括莊子的好朋友惠施在內(nèi)，則提出另外一些命題，例如“合同異”“天與地卑，山與澤平”“卵有毛”“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之類。這些命題并非詭辯，其實包含了很深奧的哲理，又很容易引起有趣的辯論，所以是清談家們很喜歡的論題。

    第三，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思想家們提出的新的哲學(xué)命題及其論辯。例如我們前面講過的“圣人有情無情之辯”“才性之辯”，又如“有無本末之辯”“自然名教之辯”“性情之辯”“君父先后之辯”等。其中“有無本末之辯”與“自然名教之辯”是當時最著名的兩大辯論，牽涉現(xiàn)象和本質(zhì)的問題、宇宙萬物存在的根本依據(jù)問題、儒道異同及孔老高下問題。經(jīng)過這兩大辯論，本來看起來互相對立的儒家和道家，終于有了融合的可能。從此，融合儒道、儒道互補就成為魏晉時期的主流思潮，并且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基本性格，也奠定了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基本文化人格。

    第四，東晉以后的清談還常常以佛理為論題，這樣就把外來的佛教帶進了中國知識精英圈中，逐漸中國化，到隋唐時盛極一時，變成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也就是禪宗。

    第五，到清談后期尤其是南北朝以后，儒家的禮和律也常常成為清談辯論的對象。例如喪禮，父母死了，兒女要怎樣守孝？守多久？祖父死了，做孫子的要守多久的孝？祖母死了，又要守多久的孝？這之間應(yīng)該有什么樣的區(qū)別？什么情形之下可以免守？古人叫“奪情”。律也一樣，犯什么樣的罪要怎么處罰？什么情形之下可以免罰？等等。古人在這些方面，尤其是禮的方面，是講得很細的。

    清談起于三國時魏正始年間，一直到隋初才結(jié)束，前后幾起幾落三百五十余年。下面介紹幾個重要的階段和幾位代表性的人物。

    第一個值得注意的階段是魏初太和年間（227—233年），可以稱為清談的雛形期。最早的清談領(lǐng)袖是荀粲，他提出了一個革命性的口號，說“六籍乃圣人之糠秕”，一舉打破了兩漢獨尊儒家的沉悶空氣?！傲本褪恰傲?jīng)”，是儒家奉為經(jīng)典的六部古籍：《詩經(jīng)》《尚書》《周易》《禮記》《春秋》《樂經(jīng)》。《樂經(jīng)》后來散失，剩下五經(jīng)，即后世說的“四書五經(jīng)”的“五經(jīng)”。“糠秕”就是谷殼和中間沒米的秕谷，是磨谷剩下來的粗糙部分，說六籍是圣人之糠秕，等于說六籍當中沒有包含圣人的精華，只是一些比較淺顯粗糙的道理。荀粲憑什么這樣說呢？憑的是《論語》當中子貢的一句話：“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保ㄒ姟豆遍L第五》）孔子是以六經(jīng)做課本來教學(xué)生的，既然孔子沒有談到“性與天道”，可見六經(jīng)當中沒有記載性與天道的道理?？鬃赢斎徊皇遣欢耘c天道，而是覺得性與天道這樣精微的道理他的學(xué)生聽不懂，所以沒有講。由此可見圣人精微的道理沒有說出來，也沒有記載在六經(jīng)里。那么這精微的道理在什么地方呢？一個可能是六經(jīng)之外的其他古籍，另外一個可能是從未被記載過，需要我們自己去研究去探討。這就是后來魏晉玄學(xué)家們敢于引進其他各家的典籍，如《老子》《莊子》，又大膽提出許多新的哲學(xué)命題來討論的依據(jù)所在。荀粲的說法在當時是非常大膽的，因為儒學(xué)在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的建議后，成為漢朝的國家意識形態(tài)，具有不可批評的神圣地位，已經(jīng)歷時四百余年，而荀粲卻不客氣地說“六籍乃圣人之糠秕”，豈非石破天驚？而荀粲此說竟被當時的名士也就是精英知識分子普遍接受了，從此就將牢不可破的儒家體系打開了一個缺口。這個缺口打開以后，在漢朝的時候處于被壓抑地位的種種思想一股腦涌了進來，終于造成了一場思想界的革命。這場革命的特點是先秦諸子某種程度的復(fù)興，最后以儒道兩大家的融合而結(jié)束。這儒、道的融合便是玄學(xué)，所以荀粲是魏晉玄學(xué)的開創(chuàng)者，是為魏晉玄學(xué)放下第一塊基石的人。

    接下來的清談領(lǐng)袖是何晏與王弼，特別是王弼。王弼是繼荀粲之后魏晉玄學(xué)與清談最了不起的功臣，荀粲的功勞是打開大門，而王弼則是為魏晉玄學(xué)與清談奠定了基本架構(gòu)。王弼對老子“道生萬物”的思想進行發(fā)揮和改造，以“道”為“無”，以“天地萬物”為“有”，并構(gòu)建了“以無為本，以有為末”的本體論框架，認為“無”是“有”的本原和依據(jù)，也就是說，“天地萬物”只是表象，“無”才是本質(zhì)，“無”是“萬有”的共相?！盁o”（或“道”“自然”）是道家的理論基礎(chǔ)，“有”（或“萬物”，包括社會、政治、文化制度，即所謂“名教”）是儒家的根本關(guān)懷，一個是“本”，一個是“末”，但同屬一棵樹。于是，道、儒從原本截然不同甚至對立的理論變成了本是一體、互相依賴的理論，這樣先秦思想中的兩大家儒和道不僅有了融合的可能，而且還有了融合的必要。這也就是玄學(xué)的根本宗旨，是魏晉清談反復(fù)辯論得出的最后結(jié)論。何晏、王弼不僅是理論家，也是清談高手，由于他們的努力，使得魏正始年間（240—249年）出現(xiàn)了玄學(xué)清談的第一個高峰，也是以后清談的榜樣，史稱“正始之音”。

    稍后玄學(xué)清談的標志性人物是竹林七賢，他們的主要活動時間是曹魏的嘉平年間，具體說是在250—262年，其中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嵇康和阮籍。嵇、阮都善于清談，但當時時局險惡，司馬氏為了篡奪曹魏政權(quán)，用卑鄙殘酷的手段消滅異己政敵。249年，司馬懿制造高平陵事件，誅曹爽、何晏等共八族；254年，司馬師又殺夏侯玄、李豐等共三族。一時氣氛肅殺，“名士少有全者”。在這種情形下，嵇、阮他們不敢高談闊論，在一起主要是喝酒，用酒來麻痹自己。后世以為清談必喝酒，其實清談跟喝酒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竹林七賢愛喝酒其實是時勢使然。不能清談，他們就改為著書，嵇、阮寫了許多重要的玄學(xué)著作。像嵇康的《養(yǎng)生論》《聲無哀樂論》，阮籍的《達莊論》《大人先生傳》等，都是玄學(xué)的重要理論文章。從清談的角度看，竹林時期其實是一種變調(diào)，因為它不是以談為主，而是以寫為主。

    262年，嵇康、呂安等人被司馬昭所殺以后，大家就更不敢聚在一起清談了，怕引起司馬氏的猜疑，玄學(xué)清談便跌入低谷，處于沉寂狀態(tài)。直到西晉元康年間（291—300年），又出現(xiàn)了第二個清談高潮，其中代表人物是王衍和郭象。現(xiàn)代漢語中還有兩個成語，一個是“信口雌黃”，一個是“口若懸河”，前者出自王衍的故事，后者出自郭象的故事。王衍地位很高，當了太尉，人又長得瀟灑，很會清談，最難能可貴的是還頗謙虛，如果他清談中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別人指出來，他立刻就加以改正，所以當時的人說他是“口中雌黃”。雌黃是一種顏料，在這里是改正的意思，古人寫文章，如果寫錯了字，就在旁邊用毛筆蘸點雌黃點兩點，所以“口中雌黃”是隨口改正的意思。本來這是個好詞，后來變成“信口雌黃”就成貶義詞了，這就不能算到王衍頭上了。郭象是個思想家，他給《莊子》做了注解，并且借注《莊子》的機會建立了自己的哲學(xué)體系。自郭象注《莊子》以后，《莊子》就被名士們所喜愛，成了三玄的經(jīng)典之一。郭象反對王弼認為“無”是“萬有”的共相的觀點，尤其反對“有生于無”。他認為“天地萬物”既是現(xiàn)象也是本質(zhì)，宇宙中從來不存在“無”的階段，“天地萬物”不是從“無”產(chǎn)生的，而是本來就這樣，是各自“自生”“獨化”而成的?！疤斓厝f物”到底有沒有一個共相，或者說有沒有一個共同的本原、共同的本質(zhì)，無非是兩個答案，一個是“是”，一個是“否”，王弼主張“是”，郭象主張“否”。主張“是”的一派，就是我們所稱的唯心主義；主張“否”的一派，就是唯物主義。在哲學(xué)史上這兩派一直存在著，誰也說服不了誰，誰也戰(zhàn)勝不了誰，恐怕將來永遠都是這樣，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尋求一個統(tǒng)一的答案。在理論上王弼和郭象代表了本體論的兩翼，可以說他倆是魏晉玄學(xué)中最有代表性的兩個人物。郭象的清談也非常高明，時人形容他清談起來如“懸河注水”，源源不絕，所以“口若懸河”就成了一個成語，形容一個人口才非常好。

    西晉八王之亂起來之后，社會一片混亂，人們連活著都成問題，清談自然更顧不上了。直到東晉政權(quán)建立以后，社會逐漸恢復(fù)平靜，士族階級再次回到穩(wěn)定而富裕的生活，清談才又熱鬧起來。這里承前啟后的重要人物是王導(dǎo)，而后來著名的清談家則有殷浩、王濛、劉惔、孫盛、支遁等人，其中殷浩的名氣最大，王濛、劉惔名氣也不小，可惜都沒有什么著作。孫盛和殷浩齊名，而且有理論著作，寫過《老子疑問反訊》《老聃非大賢論》。他的觀點比較偏向儒家，在魏晉玄學(xué)中代表靠近儒家的一支。支遁又叫支道林，是個和尚，在把佛理引進清談這一點上有很大的功勞。他出身士族，在出家前已經(jīng)通曉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經(jīng)典，出家后又精通了佛家的經(jīng)典，佛教徒把佛家經(jīng)典叫“內(nèi)典”，其他經(jīng)典叫“外典”，所以支遁是一個兼通內(nèi)外的人，他可以用內(nèi)典和外典互相參照、闡發(fā)，這就是他的理論優(yōu)勢。好比今天的學(xué)者，如果不僅熟悉中國文化，也熟悉西方文化，就會比只懂中國文化的學(xué)者高明，所以支遁比當時其他清談家都高出一籌。他寫過一篇頗有名的論文叫《即色論》，重點就是詮釋《般若波羅蜜多心經(jīng)》里“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思想，這里的“色”是物質(zhì)、實體的意思，不是“好色”的“色”。這句話意思是，物質(zhì)和虛空本質(zhì)上一致，物質(zhì)會歸于虛空，虛空里有物質(zhì)?，F(xiàn)在很多人把這句話理解為“色欲或者說男女情愛到頭來是一場空”，當然是一種可愛的誤解。

    東晉滅亡以后，江南又先后出現(xiàn)四個政權(quán)，即宋、齊、梁、陳，歷史上叫作南朝。清談在南朝有沒有繼續(xù)下去呢？我們現(xiàn)在講魏晉清談，有些人就誤以為南朝沒有清談了，其實不對，在南朝一百六十多年間，清談沒有斷過，一直是貴族知識分子所熱衷的文化活動。不過南朝的清談雖然也很熱鬧，在理論上卻沒有什么創(chuàng)新，游戲色彩加重了，因而不為學(xué)術(shù)界所重視，談到清談重點都放在魏晉，所以叫魏晉清談。南朝清談質(zhì)量不如魏晉，但如果把它看成可有可無而提都不提，也是偏見。我們今天研究清談，許多資料其實都是南朝的記載，例如“三玄”一詞，最早見于顏之推的《顏氏家訓(xùn)》，“玄學(xué)”一詞，最早見于沈約的《宋書》，顏之推和沈約都是南朝人。

    清談活動的真正衰落是在隋唐建立科舉制度之后?？婆e制度的出現(xiàn)一下子把知識分子的注意力都吸引過去了，他們從此有了一個新的更好的表現(xiàn)舞臺，一個新的更好的競爭場合，也有了新的游戲方式與游戲規(guī)則，延續(xù)了四百年的玄學(xué)清談這才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清談不是聊天，不是侃大山，它雖然帶有游戲的色彩，本質(zhì)上是學(xué)術(shù)性的辯論，所以不是隨便什么人都可以參加清談的，要成為一個好的清談家更不容易。首先，一個好的清談家必須熟悉傳統(tǒng)經(jīng)典，尤其是《周易》《老子》《莊子》即所謂“三玄”，還必須思想縝密，反應(yīng)敏捷，才能夠適時地旁征博引，取得辯論優(yōu)勢。其次，他不僅要有豐富的學(xué)識，還必須有獨到的見解，能夠“拔新領(lǐng)異”，即用新觀點、新論述來駁倒對方。此外他還必須有極好的表達能力，語言流暢：或簡潔，一語中的；或優(yōu)美，辭藻華麗。甚至說話的聲調(diào)、音色、節(jié)奏都要漂亮，恰到好處，所謂“美音制”“泠泠若琴瑟”。最后還要講究辯論時的風(fēng)采，清談高手往往都是風(fēng)度翩翩的名士，內(nèi)在的智慧、精神、人格與外在的風(fēng)貌、神態(tài)、聲音完美地結(jié)合在一起，才能成就一流的清談家。

    清談還有很多講究。它有一定的程序，有專門的術(shù)語，甚至還有道具。這道具就是麈尾，是清談時拿在手中用來配合情緒表達的。當時的麈尾做得極其精美，名士們拿在手里就是一種很好的裝飾，跟美女戴首飾一樣。

    在魏晉南朝接近四百年的歷史中，清談是知識分子最重要的文化活動，也是那個時期中國學(xué)術(shù)思想演進的基本手段，其直接結(jié)果就是產(chǎn)生了魏晉玄學(xué)，同時也推動了整個民族精神文明的發(fā)展，其意義是絕不應(yīng)當被低估的。但是歷來有“清談?wù)`國”一說，不僅政治家也有學(xué)者，很多人都對清談抱批判態(tài)度，這是怎么回事呢？

    “清談?wù)`國”之說，最早見于王衍臨死時的自責(zé)，說：“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其后干寶在《晉紀·總論》中批評當時清談之風(fēng)，說：“學(xué)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jīng)；談?wù)咭蕴摫檗q，而賤名儉?！睎|晉王羲之也曾經(jīng)對謝安說：“虛談廢務(wù)，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边@些批評都還不算十分嚴苛，也沒有直斥“誤國”。到明末清初的學(xué)者顧炎武的《日知錄》“正始”條里，則直言“劉、石亂華本于清談之流禍”，甚至以“亡天下”之罪歸之：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魏晉人之清談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至于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于禽獸者也”。昔者嵇紹之父康被殺于晉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時，而山濤薦之入仕。紹時屏居私門，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于人乎？”一時傳誦，以為名言。而不知其敗義傷教，至于率天下而無父者也。

    從此以后，“清談?wù)`國”“清談亡國”便成為眾口一詞的鐵鑄公案了。其實顧炎武在這里批判的是魏晉時出現(xiàn)的他認為錯誤的一類思潮，既非清談這種活動本身，也非清談當中的所有思想。如果我們仔細分析一下王衍們亡國的原因，顯然并不在清談，而是當時的袞袞諸公（王衍所說的“吾曹”）既無治國的才能又不努力辦事的緣故。清談與國事的關(guān)系正如同看書、下圍棋、看電影、打高爾夫球與國事的關(guān)系一樣，實在無所謂誤不誤的問題。當然，一個負重要責(zé)任的政治領(lǐng)袖如果丟下正事不干，一味沉溺在這些愛好里，當然是要誤事的。但誤事的是“沉溺”，不是圍棋、電影、高爾夫球本身，只要你不沉溺，下圍棋、看電影、打高爾夫球都是很好的活動，不僅不會誤國，而且有益身心健康與精神文明。清談也是一樣，只要政治搞好了，經(jīng)濟搞好了，清談怎么會誤國？王導(dǎo)、謝安都是有名的清談家，他們何嘗誤了國，怎么到王衍手中就誤了國？可見問題不在清談，問題在王衍。王衍沒有經(jīng)邦治國的本事，又一天到晚高談闊論，不干正事，那不誤國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