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前幾天,3月28日,美國駐重慶大使收到了外交部有關中國銀行綁架案、農(nóng)民銀行爆炸案及中國中央銀行各分行爆炸案的照會。
外交部注意到,中國在上海的諸銀行遭到日本及其偽政權的公然蹂躪,大規(guī)模地屠殺個人,其目的不僅在于擾亂上海的金融市場,還在于破壞整個租界地區(qū)的和平與秩序。
照會要求美國人向上海租界當局發(fā)個電報,命令他們“對租界內(nèi)的中國諸銀行進行適當?shù)谋Wo,然而,美國國務院并未敦促上海工部局警務處采取更為強硬的措施,而是在改善這種形勢方面幾無作為。
并無任何跡象表明,拘禁在極司非爾路76號的128 名中國銀行雇員何時會被釋放。然而,三天之后,這些銀行財務人員和辦事員被帶回到極司非爾路96號的中行別業(yè)軟禁起來,以作“抵押”。
以日本憲兵作后臺的偽警察對中國銀行的雇員們說道,他們將作為人質(zhì),換取重慶當局的良好表現(xiàn)。假若日偽方面的銀行職員有一人被殺,那么警察就用抽簽的方式,從被軟禁的128名中國銀行的雇員中選擇三人處死。
這些威脅是否被重慶方面的情報分子、或者軍統(tǒng)特工獲知,材料里顯示的并不清楚,總之,這未能阻止軍統(tǒng)方面于4月3日,殺死中央儲備銀行上海分行的業(yè)務科長。
看來,陳功書確實也一直沒閑著。怕歸怕,上海站的工作被動歸被動,卻還是一直在組織行動。
那個科長先是在家門口遭襲而受傷,此后又在大華醫(yī)院的病床上被后續(xù)跟進的殺手槍、刀俱下殺死。這不僅激起了一個半小時后對方的恐怖襲擊(南京特工槍殺了中國銀行上??傓k事處的會計主任),還引起了股市的立時反應。
“市場是敏感的,持續(xù)的恐怖活動以及所導致的逆向恐怖活動,使得重慶的官方銀行撤岀了上海,至今未營業(yè)。
4月16日當天,極司非爾路76號的警察當局將中國銀行人質(zhì)團的9個資深職員請到總部,款待了較長時間。
最后,其中的6人被下令帶走。還有3人——新閘路辦事處主任、總辦事處的岀納課長和另一人,則由武裝警察押送到中行別業(yè)。他們排成一行,被槍斃了。
偽警察離開時,丟下了三具尸體,住在那里的77戶人家隨后便都遷走了。此后,這塊令人垂涎的住宅區(qū),遂被偽中央儲備銀行的雇員占用了。
上海人普遍相信,殺死三個銀行職員的真正動機,并不僅僅在于報復,還在于強迫法租界與公共租界接受不值錢的中央儲備銀行通貨。但這并未成功,中國貨幣急劇貶值,重慶的銀行始終沒有開門營業(yè),直至得到較好的警察保護為止。
銀行之戰(zhàn)繼續(xù)著。就在此前一個多星期,中央儲備銀行上海分行的稽核科長厲鼎模被射中背部,而死于愛多亞路中南飯店的摟梯上。之后的兩天,6個恐怖分子炸了天津路上的聯(lián)易商業(yè)儲備銀行。
雖然重慶方面的四個銀行有了打算重新開業(yè),但當?shù)氐耐鈬鐖F和中國社團中的許多人都深信,除非由重慶和南京鼓勵的暴力活動停止進行,否則上海便無法維持其現(xiàn)狀。
《大美晚報》英文版在一篇強有力的社論中,呼吁重慶“公開聲明它不使用公開暴力“并對潛伏在上海的特工和支持者們下達清楚而無誤的命令,停止本市的游擊戰(zhàn)。
在這個時候,汪偽所控制的銀行要召開盛大酒會,而且76號也在不斷邀人,其背后的意義不言而喻。
對于金融戰(zhàn),蒲素雖然不熟悉內(nèi)里的具體操作,卻也深知其戰(zhàn)略地位。沒有錢,談什么都是白扯。邊區(qū)之所以如此窘迫和被動,正是因為在這方面沒有絲毫話語權。
汪偽作為重慶政府的替代者,當然不甘心貨幣權還掌握在那邊。在這個領域的爭斗中,只能以流血來結(jié)束。而且,雙方都不在乎為此要流多少血。
上面的材料和報紙報道里,都對他這么一個初來乍到者在上海的幾次行動做了報道和分析。他看了下,絕大多數(shù)都把他歸納到重慶政府那邊,只有極少數(shù)想象力豐富的猜測,把他視作不明來歷的匪幫,或者是想要攪起渾水的76號自導自演……
整個上海數(shù)年來的各方政治勢力以及亂象,雖然錯綜復雜,但是管中窺豹。蒲素也大致有了一個比較全面的認識。
尤其是兩個租界的底氣,已經(jīng)明顯不足。在強勢的日本軍方壓迫之下所表現(xiàn)出來的妥協(xié)姿態(tài),遠遠超出他之前的想象。甚至于,日本軍方在面對這些老牌列強面前,已經(jīng)占據(jù)了十足的話語權。
這時候的日本,基本摒棄了文人進行外交,完全是一個準軍事政府的架勢。由軍人主導的會談上,他們無一例外都表現(xiàn)的十分強勢、強硬、而且不計后果。
所以,蒲素認為現(xiàn)在所布置的一切看似過分的準備,實際上都想當有必要??赡埽挥枚嗑?,他們就失去了法租界這個緩沖區(qū),而將要直接面對日本。
從現(xiàn)有資料看來,公共租界似乎比法租界還要沒有底線和老牌強國的尊嚴。實際上蒲素清楚,公共租界因為毗鄰日本防區(qū)和華界,而且算是上海的國際區(qū)域,承擔了絕大部分來自日本的無理要求和指控。
而法租界事實上因為有了公共租界的緩沖。而且不是國際區(qū)域,只由法國政府進行控制和管理,相對來說,壓力小了很多。隨著歐洲戰(zhàn)場的深入,對德宣戰(zhàn)的法國政府,日子也絕不好過。
發(fā)源自歹土,或者由戴利的藍衣社制造的無休無止的暴力活動,造成了籠罩全市的厭倦氣氛。有許多恐怖活動無疑是愛國的,明顯針對著日本占領軍。
3月初始于南京(特戰(zhàn)隊也參與了,于大寶,童川、成華他們的小隊),然后是當月下旬在上海,國民黨特工炸了日本士兵經(jīng)常出入的酒店和劇院。3月26 日,虹口“小東京”地區(qū)最大的兩家戲院引爆了定時炸彈,傷了 16個日本人。
即使如此,1940年3月和4月的恐怖活動仍給人以不負責任的感覺。 3月22—29日的一周內(nèi),有14個上海人被殺,60人被傷,128人遭綁架。之后的一個星期內(nèi),4個銀行雇員被暗殺。
日本憲兵試圖接管納稅華人協(xié)會,警察向他們開槍,結(jié)果誤殺了上海警察局局長的保鏢,暴徒還向江蘇高等法院的法官家里扔了炸彈……
恐怖活動的隨意性,以及厭倦的氣氛,導致了人們對于秩序的某種渴望,至少是條件較好的上海居民,包括外國人,都愿意接受一種新的政治安排。最新的報道顯示,在日本憲兵隊與工部局警務處就納稅人華人會問題打成平手后,雙方便著手設計一個新方案,即用由政府任命而非納稅人選舉的一個更大的“臨時議會”取代工部局。
這是租界管理方面的一個大變化。英國和中國的代表額減少了,而美國與日本的代表則增多了,此外,出于外交原因的考慮,瑞士、荷蘭、德國各增一個名額。
工部局警務處的高級警官仍然是英國人,但是警務處、財務處和工務處則按照日本的設想而重組了。
新的臨時議會對于重慶的恐怖活動幾無影響,情況只是變得更糟。就在蒲素接手人馬,大搞基建的同時,外界發(fā)生了三件轟動的暗殺案兩件是警官暗殺案,一件是著名法國律師和作家的暗殺案。
第一個犧牲者是滬西特警總署的資深華籍探目印占卿。印探目43歲,南通人,曾在工部局警務處工作了 16年,但于1939年12月1日辭職,參加了汪精衛(wèi)領導的“和平運動”。由于頗得工部局警察同事的好感,他便在新成立的滬西特警總署中謀得了一個職位。
27日,印占卿剛剛踏出停在公共租界溫州路上,自己門口的小車時,便有兩個穿著學生服裝的槍手向他開槍。他急忙逃往寶隆醫(yī)院,但是最后他卻失去知覺而死了。
達商(r d'auxion de ruffe)男爵是一位身材髙大,體型健美的男子,他是居住在上海的最老的法國律師。他岀身于法國西南部的一個貴族家庭。1910年來到上海,從事法律業(yè)務。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他參加了法隊,建立了顯赫戰(zhàn)功,獲得了十字軍功章和軍功獎章。嗣后,于1918 年回到上海,重操法律舊業(yè)。達商男爵還是位學者,他收集中國古董,編寫了《遠東》一書,并為一份一流的法國日報寫了不少文章。其中的許多文章都對重慶政權作了相當?shù)呐u。
66歲的男爵兼任法國總會和法蘭西聯(lián)誼會的會長,與已故市長傅小庵關系密切,被任命為偽市政府的“名譽顧問。雖然有人猜測他卷人了維希政府與戴高樂派的爭執(zhí),以及與某件重要訴訟案有關的個人恩怨,但恐怕正是達商男爵與傅市長的友誼才使他遭到了這次傷害。
13日上午將近9點鐘,達商男爵離開馬思南路56號的家,驅(qū)車前往位于公館馬路25-41號的圣亞納公寓的辦公室。
大廈在法國總領事館的對面,離外灘相當近。當他走進大廈時,后面跟了兩個穿著洋服的華人。男爵的辦公室位于三樓,他剛要登上二樓時,兩個槍手用點38口徑的手槍朝他背后開了三槍。
達商跌倒在樓梯上并向下滾去,直至腳被樓梯欄桿勾住。刺客沖岀大廈,沿辣厄爾路向南市方向逃去。男爵立時被救護車送往廣慈醫(yī)院,但是他抵達醫(yī)院時已經(jīng)死去。撇下了孀妻,塞利娜?多雄?德呂費
第三個犧牲者是工部局警務處副處長,赤木親之。他曾為日本領事館警察和憲兵隊的利益而協(xié)調(diào)工部局警務處的活動,作了大量工作。
17日,即達商男爵被殺4天之后,赤木離開愚園路上的家,帶著妻子,驅(qū)車前往醫(yī)院作常規(guī)治療。當車子拐入地豐路時,兩個槍手向他開了火。赤木頭部被打中,但他仍想爬岀汽車回擊,然而又被擊中手臂和背部。
刺客隨即逃走。赤木則勉力返回車內(nèi),叫司機將他送往宏恩醫(yī)院。盡管有三個日本人給他輸了血,但他最終還是死在了醫(yī)院的手術臺上。其妻子則僥幸未曾受傷。
24日,頭七那天,為赤木處長舉行了隆重的葬禮。葬禮隊伍從靜安寺路與南京路交匯處附近的路馬總會開始,一直行進到文監(jiān)師路,靈車停在那里的日本俱樂部內(nèi),以作佛事。沿途兩旁的人行道上擠滿了成千上萬的看客。
這三起暗殺案無疑都是親重慶的恐怖分子或者藍衣社軍統(tǒng)特工的杰作。
然而,許多案子的動機、原委等則不很清楚。有的案件,例如中央儲備銀行爆炸案,當時的人們多懷疑該恐怖案是由破壞分子故意挑起的事端。
在其他案件中,特工的動機,甚至對于他們的上司來說,也是可疑的。諸如葉文心在趙光義案中揭示的那樣。部分問題在于國民黨情報機關采取了“曲線救國”的政策,亦即通過和利用敵人的情報機構進行工作。
戴利采取打入拉出,滲透進汪偽特工組織中的中下級特務,更是數(shù)以千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目的是搞所謂“曲線救國”。
(據(jù)有關資料解密,1941年1月皖南事變之前,常凱申曾命令戴利秘密地與汪未經(jīng)的特工機關合作,以的新四軍。同樣的命令也下達給陳立夫和徐恩曾(中統(tǒng)的首腦),他們與前中統(tǒng)特工、今南京政權的特工總部首領之一丁末邨建立了特殊的溝通渠道。重慶的中統(tǒng)密碼處收到的無線電密碼,直接上呈徐恩曾,他親自解密,將其收藏在編號0042l42”即是7乘以6,亦即“76”)的一個特殊檔案袋中,此檔案則置于他自己辦公室里的一個綠色保險柜內(nè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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