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終于拿定主意要給何啟治寫信了。那時的電話沒有現(xiàn)在這樣便當，通信的習慣性手段依賴書信。

    我之所以把給何啟治寫信的事作為文章的開頭，確是因為這封信在我所有的信件往來中太富于記憶的分量了，一封期待了四年而終于可以落筆書寫的信：我將第一次正式向他報告長篇小說《白鹿原》寫成的消息。

    這部書稿是農(nóng)歷1991年臘月二十五寫完最后一句話的。我只告訴給我的夫人和孩子，同時囑咐他們暫且守口，不宜張揚。

    我不想公開這個消息不是出于神秘感，僅僅只是一時還不能確定該不該把這部書稿拿出來投出去。

    這部小說的正式稿接近完成的1991年的冬天，我對社會關于文學的要求和對文學作品的探索中所觸及的某些方面的承受力沒有肯定的把握。

    如果不是作品的藝術(shù)缺陷而是觸及的某些方面不能承受，我便決定把它封存起來，待社會對文學的承受力增強到可以接受這個作品時，再投出書稿也不遲；我甚至把這個時間設想得較長，在我之后由孩子去做這件事；如果僅僅只是因為藝術(shù)能力所造成的缺陷而不能出版，我毫不猶豫地對夫人說，我就去養(yǎng)雞。

    道理很簡單，都五十歲了，長篇小說寫出來還不夠出版資格，我寧愿舍棄專業(yè)作家這個名分而只作為一種業(yè)余文學愛好。

    無論會是哪一種結(jié)局，都不會影響我繼續(xù)寫完這部作品的情緒和進程，作為一部歷時四年寫作的長篇，必須畫上最后一個標點符號才算了結(jié)，心情依舊是沉靜如初的。

    1992年初，我在清晨的廣播新聞中聽到了***南行的講話摘錄。

    思想要再解放一點，膽子要再大一點……我在怦然心動的同時，就決定這個長篇小說稿子一旦完成，便立即投出去，一天也沒有必要延誤和擱置。

    道理太簡單了，社會對于具體到一部小說的承受力必然會隨著兩個

    “一點”迅速強大起來。關鍵只是自己這部小說的藝術(shù)能力的問題了，這是需要檢驗的，首先是編輯。

    我便想到何啟治，自然想到他供職的人民文學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是文藝類書業(yè)出版系統(tǒng)的高門樓，想著這一層還真有點心怯，

    “店大欺客”與否且不說，無論如何還是充不起要進大店的雄壯之氣來。

    然而想到一直關注著這部書稿的老朋友何啟治，讓他先看看，聽他的第一印象和意見，那是令人最放心的事。

    春節(jié)過后，我便坐下來復閱剛剛寫完的《白》書書稿，作最后的文字審定，這個過程比寫作過程輕松得多了。

    大約到公歷2月末，我決定給何啟治寫信，報告長篇完成的消息，征求由我送稿或由他派人來取稿的意見。

    如果能派人來，時間安排到3月下旬。按照我的復閱進度，3月下旬的時限是寬綽富余的。

    信中唯一可能使老何會感到意外的提示性請求，是希望他能派文學觀念比較新的編輯來取稿看稿，這是我對自己在這部小說中的全部投入的一種護佑心理，生怕某個依舊

    “左”的教條的嘴巴一口給唾死了。信發(fā)走之后，我才確切意識到《白》書書稿要進人民文學出版社這幢高門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