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必業(yè)將軍說：“在東征途中，我們宣傳部在小平同志的帶領下，一路宣傳，宣傳共產黨的主張，宣傳抗日。我們還要做敵軍工作和俘虜工作。小平同志在東征途中還親自編寫宣傳提綱和教材?！?br/>
    到了1936年5月，為了避免內戰(zhàn)，中共中央決定紅軍撤回黃河以西的陜北地區(qū)，結束了歷時兩個多月的東征。

    東征回來以后不久，一軍團政治部副主任羅榮桓奉調到紅軍大學學習。父親被任命為一軍團政治部副主任，接替羅榮桓的工作。那時一軍團政治部的駐地是陜北的雨珠。

    這期間，中央在大相寺召開了一次會議，總結工作和糾正作風，父親和一軍團、十五軍團其他的高級干部出席了這次會議。

    這期間，父親還領受了一個任務，和羅瑞卿一起，受中央直接派遣，在一軍團的一些部隊做調查研究、考察干部。

    王平老將軍就是在這次第一次認識父親的，那時候他是在第四師當團政委。

    王平將軍告訴我：“中央派中央保衛(wèi)局長羅瑞卿和你爸爸來了解情況，你爸爸找我們大部分干部談了話。我有什么就說什么，你爸爸說我講話坦率。后來羅和他還給我們講了話。那次我對你爸爸的印象是，他很冷靜，嚴肅認真，講話不多，但簡明扼要。他講話句子短，好記錄，而且觀點明確，講的都是有用的話?！?br/>
    中央直接派鄧小平去執(zhí)行調查研究的任務，這是第一次。調查完以后，羅瑞卿和鄧小平二人向中央做了匯報。

    紅軍回師陜北后，蔣介石又調集十六個師另三個旅的兵力，準備對紅軍陜甘根據(jù)地發(fā)動新的“圍剿”。在這種形勢下，中共中央決定紅軍向陜西、甘肅、寧夏三省交界之國民黨軍事力量薄弱的地區(qū)實行西征。

    從1936年5月出發(fā)至7月底，紅軍在陜甘寧交界地帶迅速開辟了縱橫四百余里的新的根據(jù)地，并與陜甘老根據(jù)地連成一片，紅軍和地方武裝力量都得到了相應的發(fā)展。

    此后一段時間，局面相對穩(wěn)定，前方基本無戰(zhàn)事。利用這個機會，部隊進行了訓練和教育工作。

    據(jù)梁必業(yè)將軍回憶：“東征回來以后，我們籌了款，籌了糧，還從山西帶回不少的騾子。西征以后，仗打得少了，張學良和楊虎城的部隊已開始與我們搞統(tǒng)一戰(zhàn)線。這段時間里，小平同志任一軍團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是朱瑞。鄧管黨的組織工作、宣傳工作和教育工作，特別是抓干部教育。我們這些人，從小參軍，要講比較系統(tǒng)地學政治常識，就是在這個時候。學習班的課，從政黨、領袖、群眾講起，講社會發(fā)展史。我們聽課，討論，還測驗、打分數(shù)。朱瑞、小平同志都講課。許多部隊的同志在這里把參加革命的樸素的階級覺悟，逐漸向理性上升，建立了理性覺悟。我們辦學習班的地點在寧夏七營川一帶?！?br/>
    當時在一軍團做偵察工作的蘇靜將軍說：“1936年小平同志組織我們學習，辦了一個多月的學習班。學世界知識，學社會發(fā)展史和馬列主義。小平同志給我們講課，給我們發(fā)學習材料，出卷子考試，還打分數(shù)。有時開討論會，我們問問題，他解答問題。以前我們大多數(shù)時間都是打仗走路，這次小平同志組織的學習，使我們學到了不少的東西?！?br/>
    梁必業(yè)將軍告訴我，政治部除了抓學習教育工作以外，還要管敵軍工作和對東北軍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同時，寧夏是回民居住比較稠密的地區(qū)，因此，政治工作還要面對民族問題，開展對回民的工作。另外當?shù)馗缋蠒膭萘艽?，也要注意對他們的工作。這些工作大部分是由鄧管的。

    梁將軍還記得，1936年8月到9月間，軍團政治部駐在寧夏的豫旺地區(qū)的五里洞，這時中央軍委托鄧小平帶一個檢查團到十五軍團檢查工作。

    梁將軍說：“鄧帶了我、唐亮和蔡元興三個人，由一個十二人組成的精干的警衛(wèi)班掩護，到駐陜北的十五軍團的八十一和七十五兩個師去檢查工作。鄧主要是和師團干部談話，我們是和下面的干部戰(zhàn)士談話。這個任務不是一軍團派鄧去的，而是中央和中央軍委派鄧去的，這是一項很重要的任務?；貋砗?，鄧向中央做了匯報?！?br/>
    這是中央第二次派鄧小平去做調查研究工作。可見，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和中央軍委的領導人，對鄧小平是十分信任的。

    據(jù)梁必業(yè)和蘇靜說，這個時期，許多一軍團的重要材料和戰(zhàn)士報的社論，都是由鄧親自編寫的。

    梁必業(yè)將軍說：“小平同志寫東西快，大家形容他寫東西是‘倚馬可待’。有一次朱瑞主任催他寫一個連隊講話材料，他說：‘這個好辦’。馬上找來一張紙，用一支鉛筆，沒有桌子，就在膝蓋上寫，很快就寫好了。這也是他的特點。”

    就在紅一方面軍駐扎在陜甘寧根據(jù)地的時候，發(fā)生了紅軍史上的一件重要大事。

    1936年10月間，紅軍第二、四方面軍，經過極其艱難的跋涉，戰(zhàn)勝了張國燾的分裂主義，終于長征到達陜甘寧，與紅一方面軍勝利會師！

    張國燾自從在長征途中和黨中央分裂后，把紅四方面軍拉入川西和西康地區(qū)。在那里，他自恃人多槍多，竟然另立“中央”，自封為黨中央“主席”。由于國民黨大兵“圍剿”，川西不能立足，紅四方面軍被迫不斷西撤，到達甘孜地區(qū)后，部隊僅余四萬余人，客觀形勢迫使張國燾宣布取消了他的第二“中央”。1935年7月，紅四方面軍與賀龍率領的紅二方面軍會師。在朱德、劉伯承、任弼時、賀龍、關向應等人力爭下，張國燾被迫同意北上同中央會合。

    經過三個月的征戰(zhàn)，紅二、四方面軍克服了種種難以想象的艱難困苦，終于北上陜甘寧，與紅一方面軍實現(xiàn)了會師。

    會師以后，紅四方面軍主力在甘肅寧夏一帶西渡黃河，進入人煙稀少的甘肅河西走廊地區(qū)。在這里，紅四方面軍受到了馬步芳地方國民黨軍隊的重創(chuàng)，西進失敗，許多指戰(zhàn)員和著名紅軍將領英勇犧牲。其中數(shù)百人在李先念帶領下到達甘肅西部，由陳云接至新疆。其余失散人員數(shù)千人東返，受到援西軍接待，陸續(xù)回到陜甘寧地區(qū)。

    鑒于張國燾分裂中央、分裂紅軍的嚴重錯誤，1937年3月，中共中央召開擴大會議，作出了《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

    張國燾先表示認錯，但實際上拒絕黨對他的挽救。1938年4月，他偷偷摸摸，只身逃離陜甘寧革命根據(jù)地，從此投靠國民黨，充當了一名為人不齒的反共走卒。同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宣布開除張國燾黨籍，將他從革命隊伍中除名。

    中國共產黨在其發(fā)展過程中，先后糾正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最后戰(zhàn)勝了張國燾的分裂主義。這時，中國共產黨由其誕生之日起，才經歷了短短十六年的歲月。這十六個春秋，是何等的短暫，又是何等的漫長！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人，在這十六年中，經歷了多少難以形容的磨難，而正是這些磨難，才使得中國共產黨人更加成熟，才使得中國共產黨這個代表著中國無產階級和勞苦大眾的政黨一步一步更加堅強，更加壯大。

    共產黨對敵對階級的斗爭是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而共產黨黨內的正確與錯誤、真理與謬誤之間的斗爭也同樣是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中國共產黨之偉大，也正是由于它敢于正視自身的缺點，敢于糾正自身的錯誤。在建黨以來的這十六年中如此，在今后的漫長的革命與建設事業(yè)中亦是如此。如其不然，在中國革命的洪流之中，它早就會被淹沒，會被摧毀，會自我消亡的。

    父親多次說過，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隨時都會有“左”的或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是，除了陳獨秀一次右傾投降主義以外，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他說：“‘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他說，右，可以葬送我們的事業(yè)，“左”，也可以葬送我們的事業(yè)。他說，對于這一類的問題，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這樣就不會犯大的錯誤，出現(xiàn)問題也容易糾正和改正。

    這，就是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和哲學。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人，一次又一次戰(zhàn)勝了挫折和謬誤，一步又一步在尋求真理的道路上前進。他們之所以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以絕對弱小的劣勢去最終贏得巨大的勝利成果，就在于他們能夠正視自身，能夠清醒地正視自身的謬誤，并能夠糾正謬誤，從謬誤中走出，繼續(xù)向著真理前進。

    一個政黨，一個事業(yè)，一個人，都要能夠不斷地自我更新，才能取得進步與飛躍。教條主義，僵化思想，只會導致自我窒息，甚至死亡。

    另一方面，一切不切實際的和不能正確估價形勢的盲動或消極，也都會導致事業(yè)功敗垂成。

    作為一個團體，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領袖，隨時隨地要保持清醒的頭腦，隨時隨地要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隨時隨地要防止和糾正“左”的和右的謬誤，是多么的不容易，又是多么的責任重大?。?br/>
    縱觀這十六年的黨的歷史，縱觀這七十多年的黨的歷程，今人和后人，應該能夠從中學習和領悟一二吧！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期，中國工農紅軍一、二、四方面軍會師以后，戰(zhàn)勝了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和國民黨軍隊的大舉進攻，在陜甘寧根據(jù)地站穩(wěn)了腳跟，以這塊中國大西北的黃土高原為起點，開始跨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中國共產黨人，將更高地舉起抗日民族解放的旗幟，去開辟一個全新的局面。

    而父親，和他的戰(zhàn)友們，也將隨之走向那如火如荼的抗日戰(zhàn)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