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zhì)疑絡時代的傳記“寫作”

    自有電腦、絡以后，寫傳記就容易、方便了，把關鍵詞輸進去，巴巴，全能出來，還會告訴你，哪里查得見，省去好多事。像有關“蔣泥”的資料，他雖非名家，上卻也有百多條，且不斷在更新。這人出過什么書，在哪些報刊上發(fā)過文章，哪些轉(zhuǎn)載了，誰誰都有什么反響與評價，得過哪些獎勵和批評，等等，大體一目了然。

    好在他年輕，因時間定律，至今沒能混成名家，像金庸那樣如日中天，否則，好事者用不著招呼，會把他的全集搬上，給他寫上八九傳，你瞧瞧，后來者再要弄他，費不費事

    怎么不費事呢告訴你訣竅先把上含有“蔣泥”的所有內(nèi)容、包括著作，一一下載，而后分門別類地參照、整理、歸類，或以時間為序組織到一塊，稍稍加進自己的注解，一部不算太賴的“蔣泥傳”就滾燙燙出爐了。

    想再使它資料翔實、豐富，比如你粗粗知道，蔣泥生于江蘇泰州，曾在解放軍藝術(shù)學院就讀，那么，輸入“泰州”和“解放軍藝術(shù)學院”兩個關鍵詞，有關它們的介紹，地理如何，歷史如何，文化傳統(tǒng)如何，共出過哪些同類的名家，蔣泥自己如何交代、記錄的，等等，就都出來了。

    像施耐庵、鄭板橋、王艮、柳敬亭、梅蘭芳、賈平凹、錢理群、朱學勤、秦暉、莫言、閻連科、李存葆、黃國榮、王海玲、李雙江、陸文虎、黃獻國、張志忠、周大新、朱向前、徐懷中、王愿堅，甚至張若虛、秦觀、朱自清、老舍、沈從文、王朔、余秋雨，以及楊廣、文天祥、史可法這些歷史或當代文化藝術(shù)名人與政界人物，多多少少都在和他發(fā)生著千絲萬縷的關系。究竟是什么樣的關系，傳記作者根據(jù)事實與記錄，或查找檔案，或大膽想象發(fā)揮，保管錯不了。

    現(xiàn)在的蔣泥不夠格，比不了金庸，他拿不出幾樣象樣的大作，也沒有“鄉(xiāng)下人”沈從文那種自信，不到三十歲，就敢寫“從文自傳”，寫出來滿像回事，連皮帶肉掛血全端出來，震撼世界，當時就受到多人喜愛，所謂“蔣泥傳”，就不免是“快樂的想當然”，過把癮而已。

    金庸就不同了，他著作等身，單武俠就有“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外加一個越女劍，共計十二個長篇，三個中篇，近一千萬字。一套36冊北京三聯(lián)正版的“金庸作品集”，約七八百元，從14－2001年，七八年來平均每年銷售一百多萬冊，倘加上其他的，加上盜版，他的每年每過一千版，銷量在一個億以上。

    隨著中國中央電視臺不斷將它們改造、加工，制成笨拙的電視連續(xù)劇，在大陸一波一波推出，這個數(shù)肯定還不斷看漲，真所謂家喻戶曉，到了“哪里有人，哪里就有金庸”的火爆地步。

    在言論、出版自由的香港，金庸還自辦報紙、雜志、出版社，有明報、明報月刊、明報周刊、明窗出版社、明報出版社以及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等，出自己的書，連載自己的，發(fā)表自己的文化隨筆、政論與社評。并涉足印刷、旅游、房地產(chǎn)諸業(yè)。短期在電影公司又做過編劇和導演，參與過香港基法的起草，受聘到牛津大學、北京大學、浙江大學等著名高校講學，風勁十足。要有人寫他，上扒拉，條目與內(nèi)容，恐怕是古往今來中文作家和人士里，字數(shù)上最多的一個，資料何用發(fā)愁

    傅國涌的金庸傳，是中國人寫金庸的起碼在第十以后的傳記，資料的豐富可想而知。他在一個很不起眼的地方稱，“書的寫作參考了大量互聯(lián)上的資料，未能一一標明出處”，因此，洋洋近五十萬言，都是在“業(yè)余時間”完成的，他不覺有多吃力；聯(lián)系到他的歲數(shù)，“16年出生”，把金庸直寫到他迄稿前一個月，“2002年8月28日”，以及最近在香港還出版過一部書，扒拉出二十來位大陸當代自由“知識分子”，到我的朋友，近幾年才成名了的摩羅、余杰為止，逐一介紹他們的“思想”，我約略就知道傅國涌是如何湊巴、炮制的了。

    這部金庸傳，也難怪要比我讀過的“俠之大者”金庸評傳、文壇怪俠金庸傳、武林文宗、金庸傳奇、千古文壇俠客夢金庸傳、金庸新傳等書，多了不少難得一見的、大量的作品摘抄、剪貼，和金庸學生時期與創(chuàng)辦“明報集團”過程中的艱辛經(jīng)歷，以及近些年金大俠的主要活動等。

    好的傳記，那些能夠流芳百世的經(jīng)典，不僅需要翔實的資料，更要學會剪裁，走進作者心靈世界的深處去，挖出來的東西，才能啟迪人、快樂人、激動人、沖擊人。這是我的經(jīng)驗體會，一個已看過一百多部傳記的人的“閱歷”。

    至今為止，也只有兩個人寫的傳，給過我良多激勵，我不管書名和內(nèi)容，一律必買必看，那就是茨威格、羅曼羅蘭。

    我讀過他們的巴爾扎克傳、羅曼羅蘭傳、斷頭艷后、人類的群星閃耀時、昨日的世界、托爾斯泰傳、回憶錄、貝多芬傳等。前者是鉆進傳主心里，細加揣摩，緊緊把握大的時代氛圍，突露獨特勢位之上的人物，表露其全部的心理沖突與奔撞；后者則張揚了一種人格智慧的力量和精神氣勢，讓你欲罷不能。

    即便是林語堂的蘇東坡傳，陸健東的陳寅恪的最后20年，高建國的顧準全傳，趙鑫珊寫貝多芬、莫扎特等音樂大師的傳，居里夫人的女兒寫她媽媽的傳，和一個已記不得姓名的美國人所寫的司湯達傳，這幾曾經(jīng)最感動過我的文字，傳記作者也都是把自己融進去，貼著心在感受傳主的靈魂與生命氣息的。

    金庸傳里卻不見這些東西，多見的是資料分門別類的堆砌。

    資料也的確真不少，只要和金庸稍稍相一點關的，哪怕是”幕僚”、“膀臂”，也都值得信手剪貼，挨個介紹，以為資料充分就好整理、好寫，與眾不同，那一定是個誤會。

    “好寫”不同于“寫好”，它缺少了在梳理、剪裁、分析資料之上的，獨到而富有深度的看法、見解，即司馬遷那種“良史”的筆法，更不要能走進傳主的心靈里去，同感悲歡了。

    一部史記，窮盡了一個人一生的學養(yǎng)與時間、心力，金庸傳的作者，卻是用一兩年時間，而且是“業(yè)余”時間，就打發(fā)掉的。此間差異，不可以道理計。

    例如，金庸的愛情、婚姻，在過去那十來傳記里，都少有涉獵，略作敘述。這誠然受傳主尚在人世，不便透露與發(fā)表意見有關，但既為“傳”，既決意為之，就應當敢于挖掘，評頭論足，秉直行筆。

    如此看來，多數(shù)傳記是因著傳主能傳世，而有一定市場的。

    我研究最多的幾個人物，錢鐘書、曹雪芹，包括金庸，單傳記每位就讀過有五六種之多，把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都掃描到了，注意到了各人寫法的不一樣，許多細節(jié)倒大同異，互相“抄襲”與“復制”，沒留下太多的深刻印象。

    尤其中國人筆下，往往注意羅列具體的事情；外國人卻好提煉，拔上一個高度，在世界范圍的視角上，作平視或俯視，有典型化的細節(jié)，很具深度。

    美國人金介甫寫的沈從文傳、胡志德寫的錢鐘書，和中國人凌宇寫的沈從文傳、孔慶茂寫的錢鐘書傳，體例上就很不雷同，發(fā)現(xiàn)也大不一樣。

    這不能苛求作者，都寫成名著經(jīng)典了，就沒幾個敢于操刀下手了，尤其是那些快槍手。畢竟很少有傳主是因作者而得傳世的。

    有誰還知道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皇后、一位奧地利公主是誰呢

    是茨威格的斷頭艷后，方使她傳了世只因做著國王的丈夫，缺點子性功能，安托瓦內(nèi)特不得滿足，天真、簡單、淫亂，就引致了社會的不滿與動蕩，一個王朝垮了臺，她人也上了斷頭臺。茨威格是把這個人“立”住了。

    這恰恰是眾多金庸傳以及這金庸傳的最大缺憾。

    過去，我滿以為自己對金庸是不乏了解的，讀過他所有的，也看了他的一些隨筆，就寫了有關他的兩篇文章金庸透視、無知無畏的王朔，在社會科學論壇等雜志發(fā)表，得到好評，收進一些書里?，F(xiàn)在回頭看，其實我對他也不是太怎么知底，寫時有點“想當然”，倒是敢下結(jié)論、敢批評，自己快悅了一把。

    如果預先把傅國涌這書里透露的資料全部看過，再來寫他，那一定會更加豐滿而切實。這恐怕是傅傳最“搶眼”的地方。

    不過，它好比巴金老人的隨想錄，只作了后人研究“文革”的一手資料，文中所提倡的“真話”等等，照林賢治和我的看法讀懂巴金，那其實是學三年級程度的。

    喜耶悲耶

    2003年月12日，北京。福利 ”songshu566” 微信號，看更多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