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傳統(tǒng)的印刷方式制約了出版規(guī)模，那時人們也不甚講究版權概念。

    誠然，經(jīng)濟利益受損害的書坊主對盜版會深惡痛疾，但這一般并不被視為惡行，它在法律上更未被禁止。

    有的作者認為，作品被翻版正說明自己的才華受到眾人賞識，他們甚至對這種擴大作品影響之舉心存感激。

    在進入近代后的很長時間里，情形依然如此。道光年間，梁恭辰著成《勸戒近錄》，他在《序》中寫道，辛苦著成后，

    “尤不愿人束之高閣”，于是便自費刻印，

    “分送遠近”。梁恭辰并無牟利算計，而只是怕讀者不多，傳播不廣。后來他得到書被盜版的消息，認為是值得高興的好事，而將它寫入《勸戒續(xù)錄》的《序》中：“不數(shù)月，而吳門遂有翻刻袖珍本出?！蹦潜尽秳窠淅m(xù)錄》行世不久也被人翻刻，梁恭辰在《勸戒三錄》的《序》中又鄭重記載：“嶺西亦已有翻本?！绷汗С浇舆B著錄書被翻刻事，意在證明大家都欣賞自己的著述，

    “如是人情固不甚相遠哉”。敘述時所用

    “不脛而走”四字，很能顯示他的沾沾自喜。在道光年間，像梁恭辰這樣的注重名聲而忽略金錢的士大夫還不少，其實就是到了光緒年間，仍有些人專意于創(chuàng)作或翻譯，腦中根本沒有權益保護的概念。

    林紓與王壽昌翻譯《巴黎茶花女遺事》，是借以抒發(fā)喪妻之痛，譯成后也只是自費刻印一些送同人欣賞而已。

    當昌言報館向他收購版權時，林紓大為惶恐，擔心收下錢會妨礙自己的名聲。

    昌言報館根據(jù)林紓的要求在報上刊載廣告：“擬以巨資酬譯者。承某君高義，將原板寄來，既不受酬資，又將本館所償板價捐入福州蠶桑公學，特此聲明，并志謝忱?！雹俸髞砹旨偡g得多了，對出版界情況也漸了解，受環(huán)境影響的他開始注意保護自己的版權，對稿酬的要求也毫不客氣，不過這已是光緒末年的事了。

    近代的版權觀念是隨著西方先進的印刷設備與技術而傳入中國，因為它導致了印刷規(guī)模的驟然擴增，所涉及的經(jīng)濟利益比以往不知要大多少倍。

    到了光緒二十年左右，上海地區(qū)基本完成了印刷業(yè)近代化的改造，但其他地區(qū)卻仍暫時在傳統(tǒng)印刷方式的掌控之下，人們的意識一仍其舊，有些人出版了書籍還是不反對乃至歡迎別人翻刻。

    光緒十六年(1890)，

    “文光樓主人”刊刻了《三俠五義》的續(xù)書《小五義》，其友

    “知非子”在《序》中寫道，這位書坊主宣稱

    “有樂意翻刻者，則幸甚，祈及早翻刻”，理由是

    “此《小五義》一書，皆忠烈俠義之事，并附以節(jié)孝戒淫戒賭諸則，原為勸人，非專網(wǎng)利”。

    倘若眾人翻刻，

    “庶廣傳一世，豈非一大快事哉”。一位書坊主為了道德追求，難道愿意放棄應得的利潤？

    這有可能是真心話，由此也可得知，在當時許多人看來，翻刻并非是應受道德譴責，更別說法律追究的行徑。

    其實，《小五義》一旦售行于世，別人是否翻刻已經(jīng)完全不由

    “文光樓主人”所能控制。聲明不許翻刻、但翻刻本遍行的例子比比皆是，原刻者徒喚奈何幾成通例。

    既然如此，還不如高調(diào)標榜為維護忠孝節(jié)義所作的貢獻，同時原刻本盡可能多地獲取利潤：《小五義》原刻本刷印了五千余部，這在當時可是個相當大的數(shù)字，所得利潤也將頗為可觀。

    《小五義》果然被翻刻了，僅僅只過四個月，申報館翻刻本就已行銷于世，而且要使

    “文光樓主人”氣塞的是，該本絕口不提文光樓，只是含糊地稱

    “本館覓得都中善本”。能無顧忌地隱去原刻者，前提自然是當?shù)刈x者并不知情，而翻刻本行世后，文光樓本更是幾無進入南方市場的可能。

    “文光樓主人”依據(jù)傳統(tǒng)習慣，強調(diào)忠烈俠義等勸善懲惡內(nèi)容，翻刻本遵循市場法則行事，注重迎合讀者喜好，只宣傳

    “事跡新奇，筆情天矯，空前絕后，生面別開”②。申報館得意地宣稱其印本

    “早已不脛而走，寰宇風行”③，可見收益相當豐厚。不久，文光樓又推出《續(xù)小五義》，這次不再有歡迎翻刻之語，但嘗到甜頭的申報館還是立即翻刻。

    十個月后，申報館宣布《小五義》與《續(xù)小五義》業(yè)已售罄，再次翻刻，并減價銷售：“茲又續(xù)印成書，成本較前稍減，是以格外從廉出售，以饗閱者之心?！雹軆蓵鶞p一角五分，約是七折銷售。

    減價的理由冠冕堂皇，但只要了解當時翻刻情形，就不難明白其用心。

    其時有多家翻刻，有的售價甚至高到每種八角，申報館顯然是想用低廉價格擊垮競爭對手。

    翻刻諸家中，上海書局等采用先進的印刷設備與技術，善成堂等則采用傳統(tǒng)的印刷方式。

    這固然是一場圍繞《小五義》銷售的競爭，同時也使人感受到新、舊印刷方式的競爭，而在版權觀念未樹立的當時，競爭的重要表現(xiàn)形式之一居然竟是盜版!

    這種競爭的結局毫無懸念，更何況當時申報館已認定以新法出版是其重要財源之一，并有計劃地添置設備以瞄準市場。

    上海地區(qū)其他擁有先進印刷設備與技術的出版機構也不甘落后，傳統(tǒng)的出版根本無法抵御這股來勢洶洶的浪潮。

    新法擊敗傳統(tǒng)的出版的另一典型例證，是《野叟曝言》的出版遭遇。這部乾隆間的長篇首次由匯珍樓搜得秘本出版，售價每部六元，但當時并無注冊版權的意識與法律環(huán)境，于是沒多久《滬報》就在報上連載該書，不僅是新法印刷，而且運用了新的傳播方式。

    接著便是申報館版的《野叟曝言》行世，它每部僅售一元。書價差距如此之大，充分體現(xiàn)出了先進印刷技術的壓倒優(yōu)勢，于是后來只見申報館版的再版，而匯珍樓版在市場上則是銷聲匿跡了。

    近代著名文學家王韜兩本集的遭遇，很能說明當時版權意識在作家以及出版機構心目中的地位。

    光緒元年，應申報館請求，王韜將集《遁窟讕言》交其出版，誰知

    “刊布未幾，而翻版者四出”。王韜親眼在書肆中看到一本《閑談消夏錄》，竟是將《遁窟讕言》與朱翊清《埋憂集》

    “編撮成書，借以弋利”⑤。眼見別人拿自己的作品

    “弋利”，自己一無所知且一無所得，王韜自然很不高興，但他光緒六年時又將此書交與香港中華印務總局出版，在今天看來，此舉已構成對申報館版權的侵犯。

    不過此事似未被追究，王韜與申報館也一直維持著較好關系，由此推斷，版權究竟歸于作者還是出版者，同一部書稿是否可交與不同的書局出版，當時似乎都未有共同的規(guī)范。

    光緒十年，到申報館任職的王韜帶來了集《淞隱漫錄》，議定先連載，后出版單行本。

    《點石齋畫報》從第六號開始刊載了三年多，正當連載即將結束時，光緒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的《申報》上刊載了《石印〈后聊齋志異圖說〉初集》的銷售廣告：長洲天南遁叟，文壇健將，墨海閑人。

    是書為渠極得意之作，用筆仿乎《聊齋》，命意等于說怪。以數(shù)十年之閱歷，數(shù)萬里之遨游，所見聞之俠女高人、靈狐老怪以至青樓妙妓、白屋書生，凡有可驚可愕可敬可喜之事，無不曲意描摹，正所謂長篇不嫌長，短章不嫌短者。

    茲特不惜工本，抄成工楷，復請吳友如先生逐節(jié)繪圖，同付石印，七月望日成書。

    吾知此書一出，實可與《前聊齋志》后先媲美矣。每部用紅木夾板，洋二元，在上海棋盤街寶文閣，并各書坊發(fā)售。

    味閑廬啟。這部《后聊齋志異》，就是《淞隱漫錄》中已被連載的內(nèi)容。

    當初

    “尊聞閣主人”一再索討，花了大價錢方得到《淞隱漫錄》書稿，《點石齋畫報》又花費許多精力財力，如請著名畫家吳友如逐節(jié)繪圖。

    可是按廣告所言，讀者都會誤認為從索稿到插圖純?yōu)槲堕e廬的精心安排。

    申報館計劃先連載，保證《點石齋畫報》的銷售，然后再結集出版，再獲取一次利潤，如今憑空冒出一個味閑廬橫刀奪愛，強搶它計劃中的利潤，這如何忍得？

    可是申報館所能做出的最強烈反制措施，也只是先由王韜發(fā)表聲明，責以大義：“是書乃由點石齋主人出重價購來，以后或照印，或排纂，或付剞劂氏，惟點石齋主人可為，即天南遁叟亦不得擅自刊售”，因

    “已受書價故也”，即申報館的權益不應遭到侵犯。王韜又責問道：“乃今者既不商之點石齋主人，又不下詢之余，絕不一言，毅然竟為，抑何巧取豪奪一至于此?！雹抻赏蹴w的聲明可知，實際的糾紛，已迫使當時一部分人開始思考版權問題。

    可是，味閑廬第二日在《申報》的回應卻表示，它根本不承認申報館擁有什么權益，自己唯一可感到

    “歉愧”的，只是事先未與王韜打招呼，但這也有原因：“本擬預先陳明，只緣向未識荊，不敢造次?！睂τ谏米猿霭嫠俗髌穭t理由十足：“文章為天下之公器”，看不上的我們還不印呢!

    ⑦這也等于在暗示，它壓根沒考慮過要給王韜什么報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