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19世紀末的東正教，上下都彌漫著宗教改革的訴求。教會高層主教們嘆息人民的宗教信仰不夠純粹，希望在政府面前獲得更多自治權，復興作為俄羅斯“傳統(tǒng)”的東正教，打擊地方上帶有異教色彩的傳統(tǒng)儀式；地方教區(qū)的教士們則要求更大自主權，他們認為教會吸引力減退的根源是太靠近專制的沙皇政府。他們和自由主義靠攏，反對官僚化的主教群體，希望在基層實現(xiàn)教區(qū)民主自治，改革儀式、使用方言布道。

    這樣的背景催生了一支更為激進的教會改革力量。以教區(qū)教士維登斯基（vvedenskii）和波伊拉斯基（boirasky）為首的地方教士傾心以激烈的方式徹底改革宗教儀軌與人事，讓教會更關注現(xiàn)世的公平、公正問題。前者在知識分子中活動，他擅長演講，絕不墨守成規(guī)，以各種出位表演挑戰(zhàn)傳統(tǒng)儀軌；后者甚至直接住到了圣彼得堡的無產階級街區(qū)，在工廠工人階級中布道、宣傳。

    1917年，二月革命突如其來，君主制土崩瓦解。東正教會一夜之間從政府手中獲得了自由，主教們時隔近三百年重新選出了大牧首（正是來和列寧談判之人。雖然他在尼古拉二世在位時還不是大牧首只是主教之一，但是和尼古拉二世確實見過不止一次面，所以劉原上次在他來的時候躲了起來。也正因為官僚化的主教群體太靠近沙皇政府，所以先前為沙皇求情也是應有之義），期待已久的“政教分離”也成為現(xiàn)實。

    到此為止，劉原可用的沙皇的記憶里面關于宗教的內容就沒有了，而穿越之前的他，對這方面并沒有專門去了解，所以當捷爾任斯基問他蘇聯(lián)時期是怎么處理宗教問題的，他還真說不上來，只知道直到他穿越之前，俄羅斯那些著名的教堂全都保留著，還都是熱門旅游景點，還有就是尼古拉二世全家被教會“封圣”的事。

    劉原并不知道，后來還發(fā)生了以下這些事情：

    然而，重新有了大牧首對改革派教士來說，這意味著主教階層的權力更加鞏固，教會會朝著上層集權、削弱教區(qū)權力的方向行進。但緊接其后的十月革命，讓他們看到了希望。

    按照列寧的意見，布爾什維克的目標，是在奪權之后讓宗教脫離政治，成為私人事務，把人民從“精神鴉片”中拯救出來。十月革命之后的蘇維埃政府實踐了這一思路，清理教會的政治影響，各類反迷信的教育運動也如火如荼開展。

    改革派教士卻從革命后容納各種激進思想、文化、藝術與社會革新的紅色政權中看到了理想社會的圖景。他們試圖將自己的宗教改革訴求和社會主義理想結合起來。布爾什維克意識到了這支力量，從而與改革派教士達成了一個松散的同盟，利用他們的影響，打擊不愿意配合蘇維埃政權的，大牧首吉洪（patriarch tikhon）為首的正統(tǒng)派主教集團。在同盟下，改革派教士從基層教區(qū)開始，更換了大批原先教會的主教，試圖在教會中也仿照布爾什維克形成一個“先鋒黨”，期待最終以“東正教蘇維?！钡姆绞礁母镎麄€教會。

    但這個脆弱的聯(lián)盟沒有持續(xù)多久。在1920年代，隨著紅白軍內戰(zhàn)結束，布爾什維克對宗教采取了更為嚴苛的措施。一方面，無論是改革派還是正統(tǒng)派，都仍然是宗教——布爾什維克需要消滅的舊世界勢力之一，支持改革派僅僅是對仍然強勢的東正教力量的暫時妥協(xié)，而非布爾什維克的長遠之計。二來，和布爾什維克合作的“紅色教士”們，也陷于教會保守勢力的圍攻，被指責為政府的“內應”和“叛教者”，本以為可以動員起來的教徒，也因為政權開始執(zhí)行的壓制宗教的政策轉而傾向正統(tǒng)教會，正統(tǒng)教會的力量反而沒有遭到想象中的大舉削弱。于是，布爾什維克政府不再全力支持改革派，而是分化兩派教士之間的矛盾，將教會中的力量“分而治之”；到了1930年代，隨著斯大林時代嚴厲的社會管控到來，無論是改革派還是正統(tǒng)派教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