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后。

    我滿腦子的胡思亂想被一陣劇痛打斷，裂骨般的疼痛讓我不由得咬住被子，雙腿不由自主的拼命抖動著。

    “咋啦老宋？老毛病又犯了？”一個腦袋從我上鋪探了出來，叫了我一聲。

    我閉不做聲，誰吃飽了沒事干抖床玩？又不是和相好的做游戲，一天天的，就知道問點屁話。

    我這老毛病從醫(yī)學上來說稱為遺傳，我爺爺，我父親都有這毛病，平日里身體倍兒棒，但一到農歷七月十五，也就是傳統(tǒng)的中元節(jié)這一天，我這毛病就開始發(fā)作了。

    說是老毛病，其實在我十五歲以前還沒這毛病，也就是最近幾年才有的。問題也不大，除了會疼幾個小時外也就沒啥了。為此我父親還專門找了部隊里的老軍醫(yī)，橫看豎看了老半天也沒說出個所以然來，再加上部隊里的漢子都能忍，所以我也沒怎么當回事，當一年一次的生日禮物了。

    我爺爺老來得子，快40歲才有了我父親。他老人家在解放初也是小有幾分家產的，這么一來我父親也算是地主家的少爺那檔次的?？梢缘刂骷乙话愣汲錾祪鹤樱谖腋赣H十幾歲的時候，我爺爺便將他送到省城里的教會學校念書，不想書沒念幾本，人卻念沒了。

    那時候的年輕人滿腦子熱血，我父親也是如此，他當時書讀不進一分，卻想著參軍入伍，報效祖國。不出一兩個月就偷了家里的錢，偷偷摸摸的上了北京，當了一名光榮的解放軍戰(zhàn)士。

    說起來我還真得感謝他的那股子沖動，如果我父親不當兵的話，也就遇不到我的母親，那現(xiàn)在和各位說話的指不定是誰呢。

    那之后便有了我，我出生的時候正趕上了十一國慶節(jié)，我爺爺便給我取名叫宋十一，這名字說起來也洋氣，頗有一種武俠小說里的大俠風范。只不過我上幼兒班的時候出了點問題，說是我這名字不好登記，報不上幼兒班，最后我父親只能給我改了個名，就叫宋春風。

    我爺爺也覺得名字改的好，改革春風吹滿地，中國人民好神氣。

    我父親報的是工程兵，那時候但凡識兩個字的都被工程兵部隊調了去，畢竟這些可都是高知識份子，好好培訓的話都是未來的棟梁。

    1964年北部灣事件后，我國于1965年春天決定向北越派遣鐵道兵、工程兵、高射炮兵等部隊幫助北越抗擊美軍。我父親所在的營也被派入了北越，這一去就是8年。

    小時候，我母親忙的很，父親又不在家，我算是爺爺一手帶大的。在我十歲的時候，家里受到了沖擊，我爺爺還上了大字報，當然肯定不會是表揚了，不管怎么說，我家里算是沒落了下來。都說富不過三代，可惜我這富三代的都沒混上幾天，就徹底結束了。

    我家里被紅衛(wèi)兵走了幾遭，但凡值錢的都被沒收走了，那些帶不走的古董古玩也基本都被砸了。只有一只腌咸菜的陶土壇子幸存了下來，只可惜了那一壇子的咸菜，終究是沒能保下來。

    文革雖動蕩，但我和我爺爺居于一角，除了經常家里來人外，日子過的倒也清閑。家里沒錢的時候，我爺爺便出門給鄉(xiāng)里鄉(xiāng)親們看相，算卦。得一斗小米便收手，算是半個算命先生的行當。

    閑暇無事，我爺爺就會給我講他年輕時的故事，偶爾還會給我變個戲法，讓我大為驚訝。說是戲法，其實極為簡單，道具也很單一，只是家里的那只咸菜壇子。

    道具雖簡單，但表演起來實則讓人稱奇。只需講壇子洗凈，再倒入一定量的清水，靜放一日，隨后便可見壇中清水表面泛出金黃，水面浮現(xiàn)出蝌蚪大小的字符，字符翩翩起舞，若畫中蝴蝶一般，極為神奇。

    每每到了這個時候，我總是趴在壇邊用手去撈水里的字符，我爺爺也不責怪我，總是笑瞇瞇的拿出紙張，將那些字符抄錄下來。更為神奇的是，這些飛舞的字符會根據(jù)倒入清水的多少而改變，短短三年，我爺爺便已經抄錄了整整一本的字符，并以一種我看不懂的方式排列組合在了一起。

    再后來，我爺爺把那些紙張整理成書，鄭重的交給了我，然后在一個晚上背著我將那只壇子摔碎，因為這件事我還哭了一天，哭的原因我已經忘了，可能是因為再也看不到那些起舞的文字了吧。

    那本無名書，我爺爺給其命名為《摘星攬月秘術總綱》。

    摔碎了那壇子之后，我爺爺?shù)纳眢w便一天不如一天，不出幾年便駕鶴西去了。我爺爺死的那年正是我父親回國的前一年，他最終還是沒能見上他最后一面。

    離奇的是，我爺爺頭七的那一天，村里幫忙守夜的人都說遇見鬼了。更有人風言風語，說我爺爺是一只大蜈蚣成精，頭七那天便化出原形，離奇消失了。

    之后村里便一直有蜈蚣成精的傳說，據(jù)說還有不少人在村外的大山里看到一只一人多高的蜈蚣在村子周圍徘徊游走，看模樣像極了我爺爺。

    我就在這樣的流言蜚語里念完了初二（1969—1977年實行九年制教育，即小學五年，初高中共四年），并且考上了北京的高中，被我母親接回了北京。

    初二那年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世間除了親情之外的溫暖。因為我母親工作的原因，我當時不得不寄宿在鄰居家里，那戶人家男主人樸實的像一棵大樹，女主人賢惠善良，唯一的女兒小翠兒雖然整天嘰嘰喳喳的像只喜鵲，但卻都是好人家。

    離別了如同親人一樣的小翠兒一家人，我來到了北京，這個欣欣向榮，蓬勃生長的都市。

    1975年2月我入伍在北京軍區(qū)某軍35師103團二營4連，部隊當時在內蒙的寧城縣。三個月的新兵中隊訓練結束后，我便被分配到了當時內蒙最窮的生產隊，負責幾萬畝的荒地農場。

    我們連一百多號人，要負擔一千多畝的水稻種植。我在連里埋頭苦干，輕傷不下火線，重傷不忘人民，樣樣干在前頭，什么活都干的比別人多。

    當時部隊提倡學習**同志做無名英雄，有一次晚上大家都睡了，我卻悄悄起來，趕著月光割了二畝稻子后又無聲地回到寢室睡覺。第二天連戰(zhàn)士都驚呆了，連長，指導員更是挨個詢問誰干的，就是查不出。最后還是一位早起放牛的戰(zhàn)士匯報說：“是三排四班的小宋干的?！?，這才水落石出。

    不出兩年，我就入了黨，這在當時也算是小有轟動。當時我父親也已經從越南回到了祖國，母親的保密工作也已經結束。我母親不愿我離家在外，便想把我調回北京。本來我父親都已經和他戰(zhàn)友商量好，有機會就把我調回軍區(qū)機關，做個部隊參謀什么的。

    我父親的戰(zhàn)友是當時軍區(qū)說一不二的鐵面軍長，本不想走這后門。不過我父親和他曾是過命的交情，再加上我本身也吃苦耐勞，立過不少功，所以也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了。

    不過人算不如天算，就在我的調令快要下來的時候，中央一紙命令，把我這連通通調到了黑龍江省的漠河縣，這個中國最北，境內唯一能看到北極光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