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自己留一條出路

    護身的人，因人而異，因時而別，凡是善于護身的人都知道這一點秘密，一定要把心中的秘密藏在最隱秘的地方。

    張良，字子房，又以封地稱留侯。出身名門望族，其祖及父五世為相韓國。韓被秦滅后，他圖謀復韓，曾指派刺客持120斤重的大鐵椎擊秦始皇而未中，因此獲罪逃亡在下邳（今江蘇雎寧北）藏匿。陳勝、吳廣起義后，張良立即聚眾響應，先投項羽之叔項梁，并勸說項梁立韓國貴族后裔成為韓王，實現了自己復韓的理想。后韓王因投靠劉邦為項羽所殺，張良復歸劉邦，成為劉邦的主要謀臣。他深謀遠慮，而且出謀必勝，很為劉邦賞識和佩服，贊譽他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人杰。他為劉邦取得楚漢戰(zhàn)爭的勝利立下了不朽功績，是漢代立國的大功臣，是史家所稱“漢初三杰”之一，他是我國歷史上一位名揚史冊的大謀略家。

    張良先是投奔項梁圖謀復韓，“合”之，后韓王為項羽所殺，就投奔劉邦，“忤”項“合”劉。適時地實行忤合術，是張良成功的關鍵所在。

    張良善謀國也善謀身。張良既是一個胸懷宏圖大志、敢作敢為（如刺殺秦始皇等）的人，又很謙虛謹慎，懂得適可而止。這充分反映在張良對待劉邦稱帝后給他論功行封的態(tài)度上。勞苦功高，忠誠漢室，劉邦非常敬重他，因此在論功行封的會議上，劉邦讓張良自己選擇齊國3萬戶的食邑，張良卻辭讓不受，反而謙虛地請求封給他首次與劉邦相遇的留地（今江蘇沛縣，只有萬戶）。劉邦為其感動，便同意了他的請求。他辭封時說：“自己在韓國滅亡之后淪為一個布衣，一個布衣能得封萬戶，位在列侯，應該滿足。”封建士大夫出身的張良，在業(yè)成功垂之后，不僅不居功自傲，還能自謙相讓，實在難能可貴！

    張良謀國有遠慮，謀身知近憂。盡管劉邦待他不薄，但他深知劉邦的為人。當他目睹彭越、韓信等有功之臣陸續(xù)遭致悲慘結局之后，不能不聯(lián)想到歷史上范蠡、文種在扶助勾踐再興越國后的不同選擇和結果。他深悟“敵國破，謀臣亡”的哲理。他不愿意步文種、彭越、韓信的后塵，而是要明哲保身。于是他主動向劉邦提出告退，“忤”之而專事修道養(yǎng)身，并想輕身成仙。后因呂后感德張良，極力相勸，張良才仍食人間煙火。但他對于國政大事已不再積極過問了。

    對于張良的功成告退，史家多有褒貶，說法不一。但是作為一個謀略家，張良是非常懂得權衡利弊關系的。在國家大局已定的情況下，身體不好，年邁知退，讓位后人，現在看來不失為明智的選擇。

    智者雖然獲取成功性格了，但是要能給自己留有一條出路，想到自己不曾獲取成功性格的時候那種尷尬和難受，這樣才能更加珍惜自己眼前的獲取成功性格。曾國藩并不想一時獲取成功性格，而是想一生獲取成功性格。因此，他能憑借自己犀利的眼光，看出人生的幾條路來。這是一種無法匹敵的智慧。

    曾國藩本來是一個虔信程朱理學的學者，不幸的是那個時代把他造就成了一代中興名臣。從1852年奉旨興辦團練開始，到1872年他死前的一二年，他一直在過問軍事。他仿照明代戚繼光創(chuàng)建了一支不同于綠營軍（官兵）的新型軍隊，這支軍隊紀律嚴明，戰(zhàn)斗力強，為他立下了赫赫戰(zhàn)功；然而，正當它處于威震四海的頂峰時期，曾國藩下令解散它。他為朝廷創(chuàng)建了一支軍隊，卻為自己解散了這支軍隊。

    曾國藩自從“特開生面，赤地新立”拉起一支從團練改編而成的軍隊——湘軍時，便洶洶然地沖在對抗太平天國的最前列，此時他完全被維護皇權的義務感和炫耀自己的功業(yè)心交融在一起。但在以后的征戰(zhàn)生涯中，不僅戰(zhàn)事棘手，屢屢受挫，而且也時常受到來自清政府內部的多方掣肘，真可謂身陷煉獄，備嘗艱辛，但他畢竟都竭蹶經營，“咬牙立志”地堅持了下來。在1857年回家守制時，他深深地反省了自己率湘軍出征以來的經驗教訓，后來在寫給弟弟的信中曾有所提及：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guī)追质翘?，故自戊午至今九年，與四十歲前迥不相同。因此，當他在1858年再次出山時，則變得十分注意自我克制，特別注意調整自己和清廷之間的關系，尤其注意歷史上那些顧命大臣功高震主的問題。有鑒于此，他將周公旦視為自己的楷模，時常提醒自己以李德裕、霍光等人專橫跋扈而不得善終為戒。由此不難理解他為什么在出任兩江總督兼節(jié)制四省軍務以后，對如此位高權重卻顯得喜不勝憂。曾國藩在日記中披露了他的真實心跡：古之得虛名而值時艱者，往往不克保其終。思此不勝大懼。將具奏折，辭謝大權，不敢節(jié)制四省，恐蹈覆負乘之咎也。曾國藩時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貴常蹈?！边@一殘酷的歷史教訓，他更清楚“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的封建統(tǒng)治術。只有推美讓功，才能持泰保盈。

    當天京合圍之后，李鴻章、左宗棠先后攻下了蘇、杭，可50000大軍陳兵于天京城外，卻難以將天京攻下，來自于朝廷上下的各種議論紛起，這不能不引起曾國藩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在與沈葆楨爭奪江西厘金問題上，更引起他的警覺，他已十分清楚地意識到，朝廷有意偏袒沈葆楨而壓抑自己，使之處于極難的處境之中。曾國藩在寫給曾國荃的信中表露了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去年三四月間，吾兄弟正方萬分艱窘，戶部尤將江西厘金撥去，金陵圍師幾將決裂，共事諸公易致齟齬，稍露聲色，群譏以為恃功驕蹇。在這里，曾國藩并非教條地固守畏盈之心，亦非完全杞人憂天，因為他已清醒地認識到自己是清朝200年來權勢最大的漢人，一舉一動都將引來眾人的矚目與猜忌。他在寫給李鴻章的信中道：長江三千里幾無一船不張鄙人之旗幟，外間疑敝處兵權過重，利權過大，蓋謂四省厘金絡繹輸送，各處兵將一呼百諾。其相疑良非無因。曾國藩十分了解其弟曾國荃的秉性：精力充沛，有謀有勇，敢作敢為，愿為人先。同時又不失驕縱、蠻橫。隨其勢力逐漸擴大曾國藩愈益為他擔心，唯恐其稍有不慎，而釀出禍患。因此，在天下矚目的天京戰(zhàn)役上，曾國藩苦口婆心，提醒曾國荃要慎而又慎。

    這些外界的謠言，曾國藩早已知道。那些清軍將領，自己不行，最忌才能，早已討厭曾國藩這班書生風頭太健，常思懲之。清軍中有一位高級將領，名叫勝保，每戰(zhàn)必敗，每敗必保，時人稱之為“敗?！?。他最討厭曾國藩兄弟。蔡壽祺跟勝保最久，所以他首先彈劾曾國藩，曾國藩先裁湘軍，以免授人以柄，就是這個關系。

    在攻克天京前，曾國藩對于如何處理大功后他所面臨的政治危機，已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當天京陷落的消息傳至安慶以后，他更是繞室彷徨，徹夜思考，對于可能出現的種種情況進行預測并做出相應的處理辦法。

    當曾國藩從安慶趕到江寧的時候，持盈保泰的解決方案已完全成熟。

    于是，他在湘軍聲威達于極盛之時，毅然以“湘軍作戰(zhàn)年久，暮氣已深”為理由，奏請裁湘軍歸鄉(xiāng)里，明白表示無挾軍權自重的態(tài)度。

    然而他持盈保泰，裁軍“自抑”，而非裁軍“自滅”，因在裁軍上，曾國藩的計謀手法，自是超人一等。他在戰(zhàn)事尚未結束之前，即計劃裁撤湘軍。他在兩江總督任內，便已拼命籌錢，兩年之間，已籌到500萬兩。錢籌好了，辦法擬好了。戰(zhàn)事一告結束，便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文，裁兵費早已籌妥了。

    裁兵經費籌妥了，裁兵辦法擬好了，只等勝利的蒞臨。1864年6月16日攻下天京，7月初旬開始裁兵，一月之間，首先裁去25000人，隨后亦略有裁遣。人說招兵容易裁兵難，以曾國藩看來，因為事事有計劃、有準備，也就變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這也是他強人之處。

    曾國藩裁軍不辭官，在攻破天京后，皇帝封他為一等毅勇侯，世襲爵位。他是事實上的湘軍領袖，凡是湘軍出身的將領，無論是執(zhí)掌兵權抑或出任疆圻，都視他為精神上思想上的領導者，而湘軍在裁遣之后，被裁者多至數萬，功名路斷，難免有很多人感到心懷不滿。

    曾國藩如果在此時請求解官回籍終制，皇帝當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如他在回到鄉(xiāng)間之后，以一個在籍鄉(xiāng)紳的地位，忽然為一群圖謀不逞之人所挾制，并奉之為領袖人物，即使曾國藩知道如何應付，而對清朝政府來說，也仍然不是保全功名之道。如果清政府懷有過分的恐懼，以為曾國藩之辭卸官職，正表示他有不愿繼續(xù)為朝廷效力的意愿，那就更容易發(fā)生不必要的猜忌了。

    所以，曾國藩在此時一方面自動解除兵柄，一方面更留在兩江總督上繼續(xù)為清政府效力，決不輕言去留，無疑正是使清政府絕對感覺放心的最好辦法。試看他在兩江總督任內因奉旨剿捻而不以勞苦為辭，逢到軍事失利，立即趁機推薦李鴻章自代，亦無非仍是遠權勢而避嫌疑的做法，不過在表面上不太顯露痕跡而已。至此，我們當然要相信曾國藩之功成不居與遠嫌避位，正是他的一貫作風了。

    裁撤湘軍，曾國藩謀事在先，“盛時常做衰時想”的一個典型事件。

    曾國藩一貫主張：“盛時常為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富貴人家，不可不牢記此二語也?！?br/>
    人生多半無奈與委婉

    《三國演義》中根據歷史故事改編的“曹操煮酒論英雄”一節(jié)非常精彩，這則故事在《華陽國志》、《獻帝起居注》等當時史書中均有記載。建安四年夏，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掃蕩呂布，平定淮東，很是躊躇滿志，在他心目中，袁紹、袁術、劉表三路諸侯只是匹夫而已，唯有被自己羈縻于許昌、無強兵可恃的劉備卻是人中豪杰，如果放虎歸山，將是自己爭霸天下的強大對手，但他到底如何，自己心中也沒底，就總是對他試探。

    劉備則以韜晦計策虛靜以待，每日裝愚弄拙，只是種菜養(yǎng)花，裝出一副胸無大志的樣子。曹操對他仍很不放心，一日，決定請劉備到家中小宴，以觀察劉備的虛實。

    酒至半酣，忽然天云漠漠，驟雨將至。曹操問劉備道：“龍這種神物，可比世間英雄。劉備你久歷四方，見多識廣，必知四方英雄人物，請指示一二?！眲渫性~道：“我一個肉眼凡胎，怎能識別英雄庸才，還是請丞相賜教?！钡懿俨灰啦火?，劉備無奈，只得虛與委蛇，成心舉出袁術、袁紹、劉表等人，但為曹操一一駁斥。劉備無法，佯裝不知到底英雄是何方神圣，就問道：“丞相到底以為誰可稱得上英雄？”曹操突然手指劉備，然后自指，朗朗說道：“今天下英雄，只有你我二人！”真是擲地有聲！

    好個劉備，卻是聞言大吃一驚，將手中所執(zhí)的匙筷嚇得掉落在地，恰好此時正是雷聲大作，電光一片。劉備從容拾起湯匙說：“好大的雷聲啊，把我嚇了一大跳！”曹操笑道：“大丈夫難道還怕雷嗎？”劉備說：“電閃雷鳴，還能不怕？”將剛才的失態(tài)輕輕掩飾過去了。

    這里，劉備運用“反應術”，反彈琵琶，應對曹操，使曹操自此不疑劉備。

    在曾國藩的處世經中，對于能決定他生殺予奪的最高統(tǒng)治者——也就是皇帝的態(tài)度大體有四：一、逆來順受。二、以死效忠。三、無奈的時候，“緩”和“拖”。四、有所欲求的時候，委婉而言。

    曾國藩的處世經中，有這樣一條：在有所欲求于上時，要委婉而言。曾國藩辦事盡量避免正面提出自己的要求，而是旁敲側擊，以達到自己的目的。這樣，既得到自己所要求的東西，又保住了自己的體面。1857年1月，曾國藩在九江勞師后所上的《附陳近日軍情催各省協(xié)餉片》奏折就是這樣的典型作品。奏折中的第一點，他反復強調了李續(xù)賓、楊岳斌所統(tǒng)率的湘軍水陸師，本來是曾國藩的部隊，是因急人之急，增援湖北而借調給胡林翼的?，F在不但湖北省城武昌已經收復，即如湖北的蘄州、黃州沿江城市也已克復。言外之意，是要求清政府將李、楊統(tǒng)率的湘軍水陸師撥還給曾國藩節(jié)制調遣。奏折中的第二點，旨在張揚他自己舊部李續(xù)賓、楊岳斌部水陸師的赫赫戰(zhàn)功，為湘軍涂脂抹粉，為自己貼金。奏折中第三個要點是，強調李、楊所部水陸師力量的強大，借此抬高自己的地位。奏折中第四個要點，是奏折中的要害。他不說自己是李續(xù)賓、楊岳斌所部水陸師的司令，但在奏折中卻為李、楊所部湘軍請餉、催餉，無異以李、楊所部指揮者自居。

    曾國藩的請求自有其道理。自從1855年10月曾國藩派遣羅澤南從江西分軍前往武昌外圍增援胡林翼后，不久，翼王石達開用兵江西，開辟江西省根據地，曾國藩部湘軍一再受到沉重打擊。他承受了許多風浪，歷盡艱險，以至退守南昌，日坐危城，日夕盼望駱秉璋、胡林翼派兵前來，以紓江西之急，尤其希望胡林翼能指揮湘、楚軍，及早攻占武昌，然后水陸東下，與自己會師于潯陽江上?，F在胡林翼終于占領武昌，攻占武昌的主力是湘軍水陸師，其中李續(xù)賓統(tǒng)率的湘軍，是胡林翼奏調去的；楊岳斌統(tǒng)率的外江水師，是曾國藩派去武昌外圍增援胡林翼的。所以，曾國藩認為：清政府應該將楊、李所部湘軍水陸師撥還自己。

    胡林翼是聰明人，有意命李續(xù)賓、楊載福統(tǒng)率的湘軍水陸師東下，自己卻不隨軍指揮。胡林翼把這個球踢過來，曾國藩心領神會，立刻把球接了過來。1857年1月15日，他興沖沖地從吳城鎮(zhèn)迅速趕到九江勞師，會晤李續(xù)賓、楊岳斌。他們對曾國藩的尊重不減當年，這對曾國藩說來是最大的安慰，因為這標明湘軍中圍繞著他的強固的凝聚力并未削弱。

    曾國藩說，這次九江勞師，目睹湘軍水陸師軍容甚盛，兵力強大，感到不勝欣慰。他真正感到舒服的是胡林翼在湖北長期發(fā)展、擴編湘軍水陸師，能夠始終堅持沿用湘軍營制，提拔重用的是曾國藩所“心許”的人物。

    綜觀曾國藩以上四條，沒有一處明確表示他還要朝廷歸還李、楊所部等主張，而是繞來繞去，曲意示衷。

    學會“閑置”之道

    曾國藩激流勇退，這說明他已經看透了人生。晚年的曾國藩心情十分矛盾，他不想為政，可又不能不做，他想上疏請辭，可語氣又不能太硬，語氣不硬，又怎么能獲得恩準？即使獲得恩準，萬一戰(zhàn)事又起，他不也還是被征召嗎？前后不能，進退兩難，怎么辦呢？

    曾國藩為什么不愿為政，他有三條理由：一是“督撫不易做，近則多事之秋，必須籌兵籌餉?；I兵則恐以攻挫致謗，籌餉則恐以搜刮而致怨。二者皆易壞名聲”。二是自己“用事太久，恐中外疑我后權太重，利權太大，不能不縮手以釋群疑”。三是他認為“凡做大官，處安榮之境，即時時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謂富貴常蹈危機也?！绞擂o榮避位，即為安身良策。亂世辭榮避位，尚非良策也”。

    于是他上疏告病請求退休，李鴻章聽說后寫信告訴老師：“奏章的語氣不可太堅決，這樣除了讓人覺得痕跡太重沒別的用處，而且未必馬上就能退休，即使退休一、二年，其他地方若發(fā)生戰(zhàn)爭，仍然免不了被皇上征召，到那時就更加進退兩難了。”曾國藩覺得他學生的這些話都切中事理，這使他陷入思考之中。他想到了這樣一個辦法，他在一封信中寫道：“我決計今后不再做官，也不打算回老家享清福，只求在軍營中照料雜事，維系軍心。不居高位，不享大名，這樣或許可以避免大禍大謗。如果遇上小小的兇咎，我也只將聽之任之?！?br/>
    在給弟弟曾國荃的信中，他還陳述了不能逃避的看法：我們兄弟蒙受國家厚恩，享有赫赫大名，終究不能退藏避事，也只好像以前所說的那樣，將禍福毀譽置之度外，坦坦蕩蕩，行法俟命而已。曾國藩只求能將自己閑置起來，不進不退，不露不顯，這樣就可以消除心腹們的后顧之憂（李鴻章之所以不愿曾國藩退休，不就是怕失去他老師這一靠山嗎），也可以避免其他同僚們的閑言碎語，既不至于讓皇上為難，也不至于讓自己處于被動之中，真是一箭數雕！

    自己讓自己安下心來

    任何時候，都有善于鉆營、巴結奉承而受到重用的奸邪之人，這種人挖空心思謀求個人私利，打擊壓制能人以求抬高保全自己。

    曾國藩對那些結黨營私、茍且求生、貪圖享樂的庸官俗僚了如指掌，他想做點利國利民的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以免惹來閑言碎語。加上清王室乃是滿清旗人的王室，對漢人有著強烈的排斥與擠壓，使得曾國藩有所警惕。為避權爭，曾國藩愈加小心翼翼，慎而又慎，深思遠慮，唯恐不周。

    咸豐十年（1860）閏二月，咸豐帝任命劉長佑為廣西巡撫，正是這一轉變的先兆。三四月間，當江南大營徹底崩潰，蘇南正在瓦解的消息傳到北京時，人們感到問題十分嚴重，議論紛紛。早在道光末年就與曾國藩建立友誼的莫友芝，“與二三名流議江督非公（即曾國藩）不可，而其侍君者為尚書肅順，適湖口高碧湄（即高心夔）館其家，遂往商焉。高白于肅順，肅然之。翌日徑直至高館，握手曰事成焉”。4月，即宣布任命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曾為湘軍創(chuàng)建者，也是咸豐帝最不信任的人。他能否出任督撫，兼掌軍政兩權，就成了湘軍集團與滿族貴族的關系能否進入新階段的關鍵。肅順乘時進言破關，其他人就不難繼曾而出任督撫。這就是說，滿族貴族終于拋棄舊的方針，而采用新的方針，即由使用、限制，改為全面依靠。事實也證明了這一轉變。6月，不僅實授曾為兩江總督，且加以欽差大臣重任。此后對曾國藩的下屬又多有任命。這顯然是向曾國藩伸出了結交之手，他所給予湘軍集團的實權利益也是前所未有的。盡管曾國藩對此早已垂涎而求之不得，但卻始終不動聲色，只是心照不宣地依靠名士、朋友間接往來。后來肅順被慈禧以政變形式處決，想要進一步清除其黨羽時，自然沒有任何有關曾國藩的把柄。

    道光帝的第六子，即后來封為恭親王的奕雖然沒有繼承皇位，但在咸豐、同治、光緒三朝發(fā)揮了他人無可替代的作用。奕生于道光十二年（1833），比生于嘉慶十六年（1811）的曾國藩小22歲。奕是皇子，在咸豐末年至同治時期，是清廷各項大政的主要決策者之一。曾國藩于咸豐二年離京，一別14年。兩人從年齡、位置等方面都有很大差距，如果不是歷史的巨變，他們之間很可能終生都不會打交道。但喜歡捉弄人的歷史偏偏讓這兩個重量級人物在許多重大問題上發(fā)生難以割舍的關系。咸豐末年，由于肅順鼎力相薦，清廷開始考慮把鎮(zhèn)壓太平天國的任務交給曾國藩等湘軍首領。但曾國藩有湖南人特有的機警，對肅順的重用沒有任何表示，以致慈禧、奕發(fā)動政變，查抄肅順家產時，發(fā)現了許多朝野文武大臣與肅順交往的信件，但沒有發(fā)現曾國藩寫給肅順的一字一言，以至于慈禧發(fā)出“曾國藩乃忠臣”的贊嘆。

    政變18天后，奕請兩宮皇太后正式委任兩江總督曾國藩節(jié)制江南四省軍務。將江南軍務委之于曾國藩，這是咸豐十年就決定了的事?，F在奕明確委江南四省軍務于曾國藩，是要表示新政權對于曾氏的信任，比之肅順時代將有過之而無不及。人稱肅順推重“湘賢”，此事不假。但肅順當政時，同時也設江南、江北大營以與湘軍分功。奕當政后，不再重建江南、江北大營，而令曾國藩節(jié)制四省軍務，這說明他承認正規(guī)的八旗、綠營軍已不堪大用，看到了漢族地主武裝中蘊藏著的巨大潛力，決心將它發(fā)掘出來。

    之所以令曾國藩節(jié)制江南四省軍務，還在于奕認識到中南戰(zhàn)場的嚴重性。在那里，太平軍占據著江北重鎮(zhèn)廬州，并與捻軍張樂行部、苗沛霖部協(xié)同作戰(zhàn)。在江南，太平軍正謀求向財賦之區(qū)的蘇浙發(fā)展，早已占領蘇州、常州；并新克名城嚴州、紹興、寧波和杭州；上海附近的吳淞口和松江等地也警報頻傳。因此，盡管于咸豐帝大喪期間湘軍占領了長江中游的安慶，但形勢仍不能掉以輕心，前敵各軍必須統(tǒng)籌兼顧，改變以往不相統(tǒng)屬、互不救援的積習。令曾國藩節(jié)制四省軍務，就是授以前敵指揮大權。

    同治初的另一重要變化是，朝廷放手讓湘軍將帥出任地方長官的同時，給曾國藩等人極大的軍事便宜處置權。過去將帥有所行動要連日奏報，聽從朝旨。同治元年正月十二日（2月10日），奕向前敵將帥表達兩宮皇太后及皇帝的關注，寄諭說，兩宮皇太后“日與議政王軍機大臣籌商軍務，每于該大臣等奏報到時，詳加批覽，一切規(guī)劃，輒深嘉許，言聽計從”，要求各將帥要及時將有裨軍務的“勝算老謀”奏報朝廷。以此表示新政權密切關注著前方戰(zhàn)場的動向，并給將帥們以必要的信賴感。

    但是這期間，曾國藩卻連篇累牘地請求收回節(jié)制四省軍務的成命，說“權位太重，恐開爭權競勢之風，并防他日外重內輕之漸”。曾國藩是理學家，又熟諳清代掌故，他知道愛新覺羅皇朝對漢族官員一直是限制使用的，以往漢官雖可任巡撫，可任總督，但身兼四省軍務者還沒有過?！皺嘀刈阋云鸬湣?，他對此不但深刻理解，而且有過切膚之痛。

    現在曾國藩有顧慮是可以理解的。但奕清楚，政變后起用祁雋藻、翁心存和彭蘊章，只是借用他們的聲望，并未付以實權，沒讓他們回軍機處，真正依靠的是漢臣以及漢族地主武裝，實行的是沒有肅順的肅順政策。這個政策的底數應該交給曾國藩。對他表示朝廷破例倚重的意思，使其感恩圖報。奕特地請兩宮皇太后鈐發(fā)上諭慰勉說：“若非曾國藩之悃忱真摯，亦豈能輕假事權？”“望以軍務為重，力圖征剿，以拯生民于水火”，不許曾國藩再辭。

    曾國藩這才“勉強”接受了四省兵權，但同時趕緊表示，今后要更加努力盡忠報國，每隔10日以奏折匯報一次，以免“朝廷廑念”、“誠惶誠恐”之態(tài)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