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著從隔壁隱隱約約傳來的林舒慧的歌聲，凌風想著剛才與冷世東的不期而遇，總結(jié)了一下來上海后發(fā)生的一系列事情，有種處處受制的感覺。

    他發(fā)現(xiàn)現(xiàn)在的上海情況，比淞滬會戰(zhàn)前復雜多了，過去作為共產(chǎn)國際潛伏的特工，他只要一聲不吭地偽裝自己就可以。

    現(xiàn)在卻不一樣，作為軍統(tǒng)的特工，他既要設法取得鬼子的信任，又要辨別內(nèi)部的叛徒，還要警惕類似于趙云紅那樣江湖幫派的騷擾，甚至還要處理好與延安方面的關系。

    過去他的身份很簡單，就是共產(chǎn)國際的特工，現(xiàn)在依然保持這個身份外，又多了一個軍統(tǒng)特工的身份，在提出回歸共產(chǎn)黨組織，并等待著答復的同時，他發(fā)現(xiàn)自己正在一片迷茫中逐漸迷失了方向。

    一個人可以有各種各樣的身份，但真正代表自己信念和信仰的身份只有一個，對于凌風來說，三民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似乎都不是自己義無反顧愿意為之獻身的理想和信念。

    面對破碎的山河，他唯一清醒的認識，就是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至于其他的一切組織與黨派，他越來越感到模糊。

    在他看來，即將爆發(fā)的徐州會戰(zhàn)，是中國軍人與日本鬼子之間的戰(zhàn)爭，不管通過何種方式，把情報送出去才是最重要的。在無法聯(lián)絡到軍統(tǒng)的情況下，他只能再次尋求龍可云的幫助。

    大約凌晨時分，迷迷糊糊中的凌風，聽到樓下有動靜，立即起身來到門口，發(fā)現(xiàn)是樓下的袁殊已經(jīng)出門。

    他立即跟蹤下樓，看到袁殊走到路口，叫了輛黃包車揚長而去。

    這個時間段里大街上行人很少，坐黃包車跟蹤容易被發(fā)現(xiàn)，凌風只得貼著屋檐快步緊跟，過了幾條街，他看到袁殊在會樂里長三堂子那里下車，走進了妙姐樓。

    在會樂里長三堂子里，至少有一百多家上等窯子，在二十多幢房屋中，每幢房子少則二三家，多至六七家，可以說幢幢房子是窯子，家家戶戶有窯姐。

    每幢房子的門口都掛上一盞門燈，后來也有改為霓虹燈的，其形狀有圓的、方的、八角棱形的，上面都寫著當家窯姐的名字，入夜燈光齊明，藉以招徠嫖客。

    這個巨大的窯窟之所以被稱為長三堂子，是因為在這里的窯子中，喝茶三塊大洋，侑酒三塊大洋，留宿也是三塊大洋。

    在長三堂子里消費是很有講究的，首先是打茶圍。

    有客人進門，便有伙計高喊“客到”，窯姐立即在堂中泡茶一碗，表示接待。打茶圍后，嫖客便成為窯姐的相好，既可隨便上門玩，又可隨時叫局應召。

    其次是叫局，有酒局、牌局、戲局，以酒局為主。

    嫖客叫局即是差仆人或酒館的跑堂把局票送到窯子，局票即是在相好的窯姐名片上，寫著嫖客的名字，窯姐接到局票，立即應召出局。

    窯姐出局通常是風雨無阻，不能隨便推卻。

    最后是吃花酒或叫做花頭。

    嫖客和窯姐來往一段時間后，便在窯子里擺酒設宴，邀請朋友捧場，經(jīng)過擺酒以后，嫖客就算是和這個窯姐定了情。當然，這只是老鴇的斂財噱頭，窯姐幾乎都會和無數(shù)嫖客定情，嫖客亦然。

    會樂里的長三堂子，歷來是達官貴人、富商大賈、流氓大亨的婬樂場所，據(jù)說青幫大佬杜月笙在長三堂子請一次花酒，至少要花到五百至一千大洋。

    正是因為這樣藏污納垢的地方，除了訪花問柳之徒外，形形**，代表著不同國家、組織的諜報員，為了掩蓋真實身份也云集于此。

    而袁殊在這個時候來到這里，卻是為了向戴老板發(fā)送一份重要情報，他的電臺，就藏于妙姐樓，妙姐樓的老鴇陳媽媽就是他的報務員。

    看到他進去后，凌風琢磨著，不管他是真的嫖宿窯姐，還是與誰接頭，恐怕一時半會也回去不了，于是叫上一輛黃包車，直接回到公寓。

    他套開袁殊家的門鎖進去一看，里面的布置名副其實地就是一個書香門第，除了簡陋的生活必須家具外，其他地方幾乎都是書柜，里面擺滿了世界各國的書籍，中國古典文學居多，進步和革命的書籍也不少。

    凌風明白，他敢于在書柜上擺上那些紅色書籍，一定是經(jīng)過鬼子同意的，畢竟這是在租界，袁殊要和各式各樣的人打交道，而他現(xiàn)在的身份還是《華美晚報》的記者，并未公開投敵。

    袁殊出門的時候，身穿西裝革履，頭發(fā)梳得整齊而光亮，看似溫文爾雅，風流倜儻，但屋里卻亂七八糟，這與他單身漢的生活習慣有關。

    但凌風發(fā)現(xiàn)，他家里亂中有序，別看書本稿紙從桌子上到地上撒了一片，臟衣服臭襪子到處都是，恐怕如果有人動過的話，他一看便知。

    凌風一直覺得，要想發(fā)現(xiàn)有人進入自己的房間，應該把房間收拾得整整齊齊，打掃得干干凈凈才可以一目了然，但那無疑是提醒入室著要千萬小心，別在房里留下痕跡而已。

    袁殊的這種布置，足以讓任何入室者麻痹大意，一不留神，就暴露了自己的蹤跡。

    凌風算是學到了一招。

    他把竊聽器的發(fā)射器，安裝在電話機的底座里后，一邊蹲下身，用袖子擦著連他都看不到的痕跡，一邊倒著退了出去。

    對于袁殊這樣的老手，凌風提醒自己要格外小心。

    第二天一早，凌風起床后匆匆出門，來到大光明電影院路口的那家茶樓，按照龍可云的約定，把外套剛剛掛在衣帽架上時，忽然想起龍可云與他約定的時間，是下午一點。

    凌風自嘲地搖了搖頭，覺得自己過于浮躁，一時半刻還無法養(yǎng)成一個真正特工，處變不驚的良好習慣和過硬的心理素質(zhì)。

    他順手又把外套穿上，剛剛準備下樓的時候，卻看到袁殊從一輛黃包車上下來，大步流星地走進茶樓。

    凌風轉(zhuǎn)身回來，在一張臺子上坐下，示意伙計泡了一杯茶。一會兒袁殊便走了上來，漫不經(jīng)心地把外套掛在凌風剛剛準備掛在的衣帽架上。

    凌風一怔，心想：難道他是延安方面的人？他來這里，也是為了與龍可云接頭？

    袁殊在隔著凌風有幾個臺子的地方坐下，讓伙計泡了兩杯茶，看樣子是在等什么人。

    過了一會，一位年輕的時髦女人走了進來，熱情地與袁殊打著招呼，她稱呼袁殊為“袁大記者”，袁殊稱她為“關姐”，后來凌風才知道，這位大美女原來就是才華橫溢的著名女作家關露。

    創(chuàng)作小說和詩歌之外，關露還翻譯過高爾基的《海燕》、《鄧肯自傳》等許多廣為人知的優(yōu)秀作品，而那首為《十字街頭》譜詞的《春天里》，更為她贏得了社會底層人民的喜愛。

    當淞滬會戰(zhàn)爆發(fā)之際，激情澎湃關露走上街頭大聲疾呼：“寧為祖國戰(zhàn)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她在當時的上海，名氣遠遠超過了另外兩位著名女作家丁玲和張愛玲。

    關露比袁殊年長幾歲，但青春美貌、一臉陽光的她，與含蓄內(nèi)斂的袁殊相比，似乎更顯的年輕些，兩人的談話中，關露一直聲高氣爽，笑逐顏開，而袁殊只是偶爾一笑，更多的時候只是在靜靜地聆聽。

    他們談的是文學和藝術。

    因為擔心袁殊會發(fā)現(xiàn)自己，凌風沒坐一會就離開了，走的時候故意靠近他們所坐的那張臺子，他覺得只有這樣才不會引起袁殊的警覺。

    等他從臺子邊經(jīng)過之后，一邊聽著關露說話的袁殊，還是回頭看了凌風一眼。

    他覺得凌風太帥氣了，象他這么帥氣的小伙子，此刻如果不是躺在床上睡懶覺，就一定是坐在咖啡館里追時髦，一大早到茶館里來的，象他這樣的人并不多。

    凌風以為袁殊和自己一樣，就算是延安的人前來與龍可云接頭，恐怕也是今天發(fā)暗號，明天同一時間來接頭。但他沒想到，前來與凌風接頭的就是關露。

    袁殊在通過陳媽媽給軍統(tǒng)發(fā)出電報后，把同樣一份情況通過關露傳給了特科領導潘漢年。

    而他，根本就不是龍可云一條線上的。

    凌風來到門外并未走遠，他進了一個電話亭，讓楊瘦子和劉胖墩立即趕過來。他們倆趕來的時候，袁殊和關露還沒出來，凌風給他們作了詳細的交代，等袁殊和關露出來，在茶館門口分開后，楊瘦子和劉胖墩分別跟蹤而去。

    凌風認定袁殊是巖井英一用來試探自己的，卻沒想到他們真的都是潘漢年領導下的新四軍駐滬辦事處的情報員。

    凌風和楊瘦子、劉胖墩剛剛分開，冷世東就出現(xiàn)在他們剛剛見面的電話亭后，他眉頭一皺，對于凌風的身份原來越疑惑。

    如果說他是真心投靠日本人，為什么昨天晚上對他說出事情后，南造云子那邊沒有什么反應？他知道日本鬼子辦事的效力，尤其是對付異己分子，他們從來都是迅猛而殘酷的。

    如果說他就是總部派來的玉樹，那么為什么要跟著袁殊和關露呢？他不知道袁殊真實的身份，卻知道關露是進步作家，就是因為那聲“寧為祖國戰(zhàn)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的吶喊，還為她贏得了“民族之妻”的稱號。

    冷世東思考了半天，忽然走進電話亭，撥通了巖井英一辦公室的電話。

    不管凌風真實的身份是什么，此時此刻他的想法和凌風幾乎驚人地一致，那就是在謎底解開之前，力求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