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孔子之后最為著名的儒家大師，孟子在很多方面都繼承了孔子的思想，他也繼承了孔子的與旅游旅行相關(guān)的思想，從一定程度上講，孟子的旅游思想是孔子思想的繼承與發(fā)展，在對待旅游的基本態(tài)度上與孔子是相一致的，他的旅游思想也都是以儒家的“仁政”為基礎(chǔ)的，孟子在孔子旅游思想的基礎(chǔ)上，在“仁政”思想的基礎(chǔ)上提出了他自己對旅游的基本觀點與看法。

    1.游事后民

    旅游時人們的一種重要的社會活動，但旅游活動的開展是需要很多的社會條件的，首先應(yīng)該有比較好的經(jīng)濟基礎(chǔ)來支撐，同時還需要足夠的時間作為保證。而在孟子所生活的時代，真正具有這兩個基本條件的只有身份特殊而且非常zìyóu的士階層，如孔子、孟子等人本身，另一個便是諸侯王與貴族階層。在那個時代，旅游游賞活動基本上成了諸侯貴族的特權(quán)，與下層的光大人民群眾是沒有關(guān)系的。但孟子卻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和“與民同樂”的著名思想與命題，帶有明顯的mínzhǔsè彩和民本傾向，而這一思想也是孟子“仁政”思想的核心。孟子在這一思想的前提下，針對諸侯貴族的旅游游樂活動，提出“游事后民”的主張，即是認(rèn)為，旅游玩樂活動應(yīng)該是國君將國家治理好之后的事情，治理好國家是其進行旅游玩樂的前提條件，否則就不是賢君。國君只有將國家治理好了，百姓才能安居樂業(yè)，民富國強，人們能夠與國家共同分享社會進步的果實，這時候才能出現(xiàn)“與民同樂”，這時候國君與貴族的旅游玩樂活動才有比較好的社會保障，國君與貴族才能真正享受到旅游所帶來的樂趣，而如果國君和貴族只是一味地追求個人的消遣享受與游樂而不顧百姓的生死，那么不僅勞民傷財，浪費大量的國家財富，而且還很容易導(dǎo)致人們的反抗，從而帶來嚴(yán)重的后果，失去其立國之本，失去其生存的根基。例如《梁惠王上》孟子在和“立于沼上,顧鴻雁、麋鹿”的梁惠王問答中指出:對于旅游活動,“賢者而后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彼^“后”就是要求把萬民安居樂業(yè)之事務(wù)必放在第一;“不樂”則是沒有做到“后”的結(jié)果,也即“民yù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設(shè)若民不聊生,社會動蕩,政基不固,賢者人君豈有閑情空間恣肆游歷娛樂?孟子同樣也提醒要求齊王要能“與人樂”、“與眾樂”,要關(guān)心人民疾苦,體恤下民。否則只會出現(xiàn)一邊田獵,其樂陶陶;一邊是對田獵之樂“疾首蹙安頁”,怨聲載道的危機局面。

    2.無事勿游

    與“游事后民”的旅游地位論相關(guān)，孟子還明確提出了“無事勿游”的旅游動機論。孟子認(rèn)為一個人的旅游是否合理，是否值得進行，不僅要“游事后民”的基本要求，而且還應(yīng)該做到“無事勿游”，也即是說，旅游的旅游活動必須具有明確合理的目的，否則就不能進行旅游玩樂?！睹献印ち夯萃跸隆分杏羞@樣一段孟子與齊宣王的論辯情況：

    齊宣王見孟子于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昔者齊景公問于晏子曰：’吾yù觀于轉(zhuǎn)附朝舞，遵海而南，放于瑯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chūn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為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涓涓胥讒，民乃作匿，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肮f，大戒于國，出舍于郊，于是始興發(fā)補不足，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征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br/>
    孟子明確指出，君主的旅游玩樂應(yīng)該以人事為重，君主的所有旅游玩樂活動都應(yīng)該有明確的為國為民的目的，而不能僅僅為了個人一己之私y(tǒng)ù而游玩，也即孟子所謂的即所謂“無非事者”的道理。“事”者為何呢?他引用齊景公與晏子嬰之間關(guān)于“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觀也”的問答,指出人君之游歷當(dāng)以“chūn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之類為事,力戒空洞無事之漫游,當(dāng)思游以恩惠于民?！盁o事勿游”的動機還包括另一層意思,即旅游者作為社會機器一組成部分,當(dāng)立足本職,盡心盡責(zé),各勤其任,無墮其務(wù),否則不當(dāng)游。

    3.人與自然和諧的旅游開**

    旅游活動關(guān)系到很多方面的因素，其中最基本的因素就是旅游的游賞玩樂對象，也即今天所謂的旅游資源。人們的旅游活動離不開一定的旅游設(shè)施與旅游場所，但這些旅游場所與設(shè)施的規(guī)劃建設(shè)與開發(fā)，并不是無節(jié)制的，而必須遵循一定的原則，否則就不僅會給社會帶來極大的不便，而且還會造成對自然環(huán)境的嚴(yán)重破壞，從而嚴(yán)重影響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而在孟子的時代，旅游資源的開發(fā)與人們的rì常生活和基本利益密切相關(guān)，旅游資源如果開發(fā)不當(dāng)，會給人們的rì常生活帶來極大的麻煩，不僅影響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而且還會嚴(yán)重影響人心背向。關(guān)于這一點，孟子是有清醒的認(rèn)識的，《孟子·梁惠王下》中有一段孟子與齊宣王的討論：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于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痹唬骸肮讶酥?，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問國之大禁，然后敢入。臣聞郊關(guān)之內(nèi)，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于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孟子對于齊宣王所問的問題解釋得非常明確：文王的苑囿“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盡管建設(shè)了君王游歷之囿所,但并沒有多大影響障礙民眾生活,割草伐薪、捉雉捕兔等民眾rì常生活行為照舊,如此一來,供游歷之園囿保證了人物之間的和諧本態(tài)，因此“民以為小”。但齊宣王的苑囿有“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的規(guī)定，其園囿成為民眾生活之禁區(qū),縮減了民眾rì常生活物資來源范圍,這樣的開發(fā)只能招致一片反對之聲，因此“民以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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