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李瑯叩見陛下?！?br/>
    李瑯走到第一條黃線前站定，向皇帝屈膝深躬行禮，估計前面那條黃線前，只有在皇帝的特許下才能涉足。

    “免禮，平身?！庇蟼鱽砝盥』喝萃赖穆曇?。

    來到大唐的權(quán)力中心，聽到大唐君王威嚴的聲音，李瑯并沒有太大的敬畏感，一顆心反而在非常平靜：

    “謝陛下。”

    李隆基駁回李林甫的奏議，是因為他確實對李瑯有所安排。

    ……

    昨日，經(jīng)過嵩陽老道事先打了“預(yù)防針”后，李隆基看到李瑯那份奏章時，心里并沒有多大的憤怒，也沒有太大的理由降罪于清江村村民。

    他反而生出一種猜測得到證實后的小得意。

    唐玄宗的自信再次得到滿足：盡管年紀漸長，但大唐乾坤仍在他的袖中，沒有人能逃過他的雙眼。

    唐玄宗曾經(jīng)是一個能夠明白民生多艱的皇帝，開元年間治蝗之時，他當(dāng)著百官的面說過一句話：

    “蝗蟲食民之五谷，如食朕之肺腑。”

    先不管李隆基說這句話是不是在逢場作秀，光看李隆基以一個皇帝的身份，卻能夠說出這樣一番話來，就說明他心中多少還是有點“民生”的概念，懂得由民生聯(lián)系到家國朝廷。

    古代君王雖多，但能夠真正認識到“民為邦本”的也就只有楊堅、李世民等寥寥數(shù)人而已。也正是因為他們能夠或多或少地認識到這一點，才使中國走上了五千年歷史上的最高峰：隋唐。

    李隆基看了奏章后，在怎么處置和封賞李瑯這件事情上，他由李瑯的流民身份想到了自己的享樂需求上來。

    “流民”和“享樂”本來是風(fēng)馬牛不相及，甚至還是完全相反的兩件事。

    但皇帝把它們聯(lián)系到一起，卻不是突發(fā)奇想，而是有著極其深刻的原因，里面還夾雜著一個人，一個皇帝曾經(jīng)非常倚重的人。

    ……

    現(xiàn)在的李隆基想要享樂，想要養(yǎng)美人，想要宴樂歌舞，想要大肆賞賜愛妃寵臣……

    史載，天寶年間，唐玄宗“恣行宴樂、衽席無別，不以為恥”。

    這是唐玄宗自開元二十九年得到楊玉環(huán)后，在宮中和楊玉環(huán)及她的三個姐姐：韓國夫人、秦國夫人、虢國夫人共同鬼混的真實寫照。史稱“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為姨，出入宮掖，并承恩澤，勢傾天下。”

    《資治通鑒》稱這三位國夫人家里“競開第舍，極其壯麗，一堂之費，動逾千萬；既成，見他人有勝己者，輒毀而改為。虢國尤為豪蕩?！?br/>
    美人們花費的錢是從哪里來的？都是唐玄宗不吝賞賜的。那唐玄宗的錢又是從哪里來的？大唐國庫。

    國庫里的錢又哪能隨便就拿得出來，要知道，大唐國庫的開支日益龐大。

    別的不算，先算算軍費開支。

    據(jù)《資治通鑒》記載，開元初，軍費開支只有二百萬貫，而到開元末年，卻猛增到一千萬貫。天寶元年，兵費開支是布匹一千二百萬匹，糧食一百九十萬斛，也相當(dāng)于一千萬貫。天寶末年，又在一千萬貫的基礎(chǔ)上增加了四五百萬貫。

    國庫在入不敷出，哪還有余錢給皇帝大手大腳地亂花一氣。

    如果張說、張九齡在相，李隆基想這樣干，那是斷斷行不通的，他們不但要拼死力諫，而且也不會給李隆基這么多錢任他肆意揮霍。

    因為，由于擔(dān)心皇帝胡亂花錢，以致國力枯涸，勤儉養(yǎng)民的太宗皇帝早就定下制度：皇帝從國庫中拿錢，必須通過宰相準(zhǔn)許。

    這是大唐不可動搖的國策之一。

    不過，人總不能在一棵樹上吊死，既然不能動先皇制度，那就動宰相。

    李隆基斷然拋棄張九齡，選擇了李林甫。其中的原因之一，便是為了改變皇帝在錢財上受制于宰相的窘境。

    其實李林甫能夠任相十九年，專政十六年，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他那些“欺上騙下、口蜜腹劍”陰謀詭計，而在于他懂得“善養(yǎng)君欲”。

    《舊唐書》把唐玄宗和李林甫之間的需求關(guān)系說的無比透徹：

    上在位多載，倦于萬機，恒以接對大臣拘檢，難徇私欲，自得林甫，一以委成。故杜絕逆耳之言，恣行宴樂，衽席無別，不以為恥，由林甫之贊成也。

    皇帝想用錢，李林甫不僅不加以規(guī)勸，而且“舉雙手”贊成，他迎合“君欲”，大開國庫之門，東挪西欠，加征賦稅……罔顧百姓死活，為皇帝用錢提供一切便利，即所謂“善養(yǎng)”。

    不受制約的貪欲從來都是難以滿足的。

    盡管李林甫極力配合，已經(jīng)做得夠“哥們”了，但李隆基依舊覺得，用起國庫里的錢來，還是有些不太方便，國庫的錢也太少，忒不經(jīng)用。

    李隆基為此想出了兩大高招：設(shè)立皇宮“小金庫”和廣闊財源。

    前一招好辦，在興慶宮里建一座金銀府庫即可，但后一招的搞錢就十分有難度。

    不過，大唐真是人才濟濟，這個難題難不倒那些有心的“才子”，早在開元中期，有一個曠世能人就已經(jīng)想出搞錢的妙計神招來了。

    在后世研究“唐朝中央財政體制”的學(xué)者們眼中，這個人是無論如何也繞不過去的，也是后世學(xué)者們推崇備至的偶像級人物，被學(xué)者們吹捧為“著名的、具有獨特經(jīng)濟之才的、富有改革精神的理財家。”

    此人也正是李隆基曾經(jīng)十分依賴的斂財有道的得力干將：宇文融。

    ……

    開元年間，土地兼并就已經(jīng)十分嚴重，均田制破壞殆盡，廣大貧苦農(nóng)民被沉重的官府賦役所逼，不堪負重。

    為了上交稅賦，很多老百姓根本吃不上自己“鋤禾日當(dāng)午，汗滴禾下土”種下的糧食，他們吃的是山里的白蟹刺和草根樹皮。

    橫征暴斂下，老百姓自己辛勤種下的糧食即使全部上交官府，也交不齊官府規(guī)定的賦稅。

    因為道理很明顯：

    門閥世家沒有大肆兼并土地和人口沒有膨脹之前，一人能夠分得兩百畝田地，交兩百畝田地的稅。這樣不存在什么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