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參之后，在漢初政治舞臺上繼續(xù)高揚黃老的當屬竇太后。史書言“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shù)”（《史記·外戚世家》），景帝時，竇太后召儒生轅固生問《老子》。耿直的轅固生竟然回答說：“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轅固生“刺豕”，幸得景帝援以利器，才得以逃出生天?？梢钥闯觯暗鄣热藢S老思想的態(tài)度相當曖昧，未曾真心服膺于其治道。

    竇太后雖好《老子》書，但她的這種個人喜好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到實際政治呢？這一點很難確知。但從文、景二帝的統(tǒng)治來看，黃老之言雖能成為一時潮流，但朝廷所重用的大臣仍以儒生、文吏為主，博士一職也以儒生占多數(shù)。二位皇帝所寵愛的大臣，如賈誼、晁錯等，不是儒生，就是法吏，少有完全奉行黃老者。而漢初的幾位皇帝，各有雄心壯志，甚至連籠罩著悲劇色彩的惠帝都不安于被呂后控制，而文帝更欲親征匈奴，且本好“刑名之言”（《史記·儒林列傳》）；景帝在晁錯的影響下對調(diào)整皇權(quán)與諸侯之間的沖突屢有舉措，又先后用酷吏郅都、寧成治宗室豪族。黃老思想在實際政治中的影響力可能并不及它在學術(shù)范圍內(nèi)的繁榮局面。

    而竇太后之好黃老，應(yīng)與其人生經(jīng)歷和所處政治環(huán)境有關(guān)。竇太后能被文帝立為皇后，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她本為呂后宮中的侍女，在呂后將侍女分賜諸侯時，竇太后與司職宦官說好安排自己到家鄉(xiāng)趙地去（趙王屬國）。但宦官一時出錯，將她分給了代王劉恒，竇太后因此才勉勉強強地做了代王的寵姬。在劉恒即位前后，他的王后及四個兒子先后去世，為竇太后及其兒子騰出了位置，侍女就這樣幸運地成為了皇后。

    在廢呂后之后，群臣就選擇何人即位大費心神。代王母親娘家勢力最弱，且在當時存世的劉邦諸子中年齡最長，為人仁孝，為避免外戚專權(quán)，群臣最終決定立代王為皇帝。在竇太后成為皇后后，周勃、灌嬰等一班老將功臣為使竇太后不成為第二個呂后，特意為她的兩個兄弟擇選良師，二位國舅最終得以成為“退讓君子”。將未來的敵人培養(yǎng)成容易擺布的“君子”，不失為良策。在內(nèi)無強勢骨肉兄弟可倚，外有先祖功臣把持的情況下，竇太后在政治上勢必難有作為。加之承蔽日久，國貧民弱，清靜寬和的黃老之術(shù)也是潮流所向。所謂“家人”即僮仆，是地位卑賤者，轅固生以此寓指竇太后的處境的她的婦人之仁。如此入木三分的話能不令太后雷霆大怒嗎？

    竇太后置轅固生于死地有違黃老之言，而她對郅都前后截然不同的態(tài)度又能證明轅固生所言不差。景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50年），景帝太子劉榮被廢為臨江王，公元前148年，因修建宮室有違禮制，劉榮上書謝罪后自殺。劉榮一直得到竇太后及其侄子竇嬰的支持，在他被廢后，竇太后試圖立梁王劉武為嗣，但最終失敗。在臨江王一案中，持法嚴厲的郅都承襲一貫作風，甚至不許劉榮寫信向皇帝請罪。郅都因保護景帝而受竇太后嘉賞，又因劉榮之死而遭太后怨恨，最后遭陷害至死。作為一名深居后宮的女性，竇太后不愿看到骨肉相殘，她希望通過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之術(shù)，盡量保持現(xiàn)有的權(quán)力格局，避免兄弟父子互為仇敵。竇太后的行事說明她好《老子》，很大程度上是以養(yǎng)生之道視之。

    由于承繼戰(zhàn)國以來的自由風氣，漢初的學術(shù)空間亦較為寬松。而早在戰(zhàn)國末年，黃老思想已初呈強勢面相。在云夢秦簡中有一篇《為吏之道》，一般認為該篇大部分內(nèi)容成于戰(zhàn)國末年。這可能是秦國培訓官吏所用教材的雜編，其中就透露出了一些黃老思想。馬王堆帛書《黃帝書》是一部黃老學派的著作，其成書年代也遠在漢初之前。從學術(shù)發(fā)展的內(nèi)在邏輯和黃老思想的特點觀察，黃老思想在漢初的風行符合學術(shù)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更何況百姓厭苦戰(zhàn)爭，國家剛剛脫離秦王朝的殘暴統(tǒng)治，而且統(tǒng)治階層內(nèi)部又矛盾重重，各方均無力改變眼前格局。在多種因素的影響下，漢初政治染上了“無為而治”的黃老色彩，黃老思想也因此一度繁盛。

    文景之治早在劉邦統(tǒng)一天下之前，他已經(jīng)開始實行一些寬惠的政策，以使民眾勤力于農(nóng)業(yè)。公元前205年，劉邦下令：“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關(guān)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xiāng)一人。擇鄉(xiāng)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漢書·高帝紀上》）天下大定之后，民生凋敝，恢復經(jīng)濟勢在必行。劉邦采取了賜兵將田爵，下令釋放奴婢等措施，鼓勵農(nóng)耕，并增加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人口。呂后專政期間沿襲了高祖的政策，司馬遷稱：“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zhàn)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wù)稼穡，衣食滋殖?！保ā妒酚洝翁蟊炯o》）文帝即位后，政局更加穩(wěn)定，與民休息的力度得以在更大范圍和程度上推廣。公元前178年和前168年，文帝曾兩次下令將租稅降為三十稅一，這項稅率后來成為漢代租稅的定額。公元前167年，文帝又宣布在全國范圍內(nèi)免除田租，這是**王朝歷史上罕見的舉措。

    田租之外，徭役負擔也是漢初君主的關(guān)注重點。高祖多次小范圍內(nèi)免除賦役，或令士兵解甲歸田，且免除賦役。文帝時，將服役間隔擴大到三年一次。公元前155年，景帝令民20歲始傅籍，即開始征發(fā)徭役（秦代是17歲）。公元前149年，景帝詔令諸侯王喪葬事等征用民力不得越過300人。

    漢初還有鼓勵生育的政策。漢高祖曾于前200年下令：“民產(chǎn)子，復勿事二歲。”（《漢書·高帝紀下》）鼓勵生育的目的在于繁殖人口，增加投入農(nóng)業(yè)的勞動力。與之相關(guān)的還有釋放奴婢，使之歸家；向未婚高齡女子征高稅。

    漢文帝堪稱是中國歷史上最為節(jié)儉的皇帝，他曾計劃營建一個露臺，預算之后獲知得耗費百金，文帝認為這相當于10戶中等人家的產(chǎn)業(yè)，是一筆巨大的開支，遂下令停建露臺。文帝在位23年，用于宮室、車馬、苑囿、服飾等方面的開支并無增加。每逢蝗蟲、水旱等天災(zāi)，或開倉，或減省稅賦以利百姓。文帝經(jīng)常身著普通的黑色衣物，所寵愛的慎夫人衣不拖地，帷帳等無有紋飾。筑造自己的陵墓（灞陵）時，因山為墳，以減少勞力投入。又接受張釋之的進諫，為防盜而力求節(jié)儉，墓中物品皆用陶器，不得用金銀銅錫等貴重金屬做裝飾。灞陵是中國古代第一座依山鑿穴為玄宮的陵墓，為了解決排水問題，灞陵修有非常復雜的排水系統(tǒng)，可見仍然投入了不少勞力。盡用陶器也可能并非事實，西晉末年，有饑民就從灞陵中盜挖了不少珍寶。在遺詔中，文帝為自己的喪葬儀式定下了規(guī)定，以明薄葬、不擾民生之意。漢代社會的喪葬觀念是“靈魂不滅，視死如生”，所以有厚葬的傳統(tǒng)。而且在文帝逝世后，他無法控制后人的安排。因此，文帝雖然儉約，但他的陵墓也不一定盡如史書所言。

    從高祖建漢至武帝即位，約60年。60年中，高祖在內(nèi)亂中消耗了大量國力，惠帝期間呂后忙于攏權(quán)，在文、景二帝執(zhí)政期間，社會才得以穩(wěn)定發(fā)展。這兩位君王共在位約40年，社會民生在這段時間內(nèi)迅速從戰(zhàn)亂中恢復，很快達到了高峰期。班固在《漢書·食貨志》中如此描述：“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余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不可食?！比巳烁蛔悖淠伴g牛馬成群，以致參加聚會的人以騎乘母馬為恥。與此同時，富貴人家興起了奢侈之風，紛紛突破車馬輿服的等級界限。

    這就是史上人人稱道的“文景之治”。它是依賴農(nóng)業(yè)支撐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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