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韓墨細細講開。

    “蘇州府一年核定的稅賦為二百八十萬石，而整個大明，一年稅賦也僅有三千萬石?！?br/>
    “蘇州所占之比，幾近天下十分之一?！?br/>
    “然而，蘇州的耕田面積，卻僅有天下的百分之一點一?！?br/>
    “長期以來，蘇州承擔(dān)的稅賦，比天下平均之?dāng)?shù)，高出近九倍?！?br/>
    “若是與某些稅賦較輕的地區(qū)相輕，相差更是十?dāng)?shù)倍?！?br/>
    朱允熞沉默不語。

    雖然知道蘇州稅賦較重，但也沒有想到重到了這種程度。

    但朝廷定稅賦，一定有其用意，反復(fù)衡量了利弊，才做出決定。

    老朱也不是任性胡來的人。

    這種事情，在沒有深入了解之情，最好不要輕易表態(tài)。

    故而，他也就靜靜聽著。

    “本朝稅制，凡官田每畝收稅五升三合五勺，農(nóng)田減少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沒官田一斗二升?！?br/>
    （注：沒官田是指因為犯罪查抄等原因充公的官田）

    “蘇州在元朝時，即有三分之一的田地是元朝朝廷的官田，后來反逆張士誠起兵造反，占了蘇州，便將元朝的官田盡皆沒收，一些曾依附元朝的官僚貴族，富賈豪商，亦受到懲罰，被抄沒家產(chǎn)，沒收田地?！?br/>
    “如此一來，反逆張士誠治下，蘇州的官田得以擴充，幾達到近半?！?br/>
    “及至本朝滅張士誠，再將其官田收歸官有，又將曾效力于他的豪商地主家產(chǎn)田地沒收，蘇州田地便已有七、八成為官有?！?br/>
    “而這其中，幾乎又全部是稅賦最重的沒官田?！?br/>
    “依稅制，蘇州焉有稅賦不重之理？”

    朱允熞恍然大悟。

    蘇州稅賦最重，實際上是一個整體上的概念。

    若是尋常老百姓所有的農(nóng)田，那稅賦仍然和別的地方是一樣的，并沒有區(qū)別對待，給予重稅。

    問題在于，經(jīng)過元朝，張士誠，大明等一輪一輪的變動之后，蘇州絕大部分田地，都變成了稅賦最重的沒官田。

    蘇州的整體稅賦，也就變得高得離譜了。

    “有人認為，大多數(shù)百姓并沒有多少田地，無非是租種富戶大地主的田地，給他們交租，和給朝廷交稅，又能有多少區(qū)別呢？”

    “這樣說也不無道理?！?br/>
    “可蘇州的情況與別處不同?！?br/>
    “外地?zé)o田的百姓，租種普通的官田，一畝向朝廷交五升三合五勺的稅?！?br/>
    “而蘇州大部分都是沒官田。一畝要交一斗二升的稅，比外地重太多?！?br/>
    “最苦的，反而是窮苦百姓。”

    朱允熞聽到這里，不由得張了張嘴，也不知道該說什么了。

    大明有嚴格的戶籍制度，百姓是不能隨意去外地的。

    可他們必須要生存，要租種田地。

    租不到稅賦較輕的官田，就只能租稅賦更重的沒官田，負擔(dān)可想而知。

    朝廷打擊豪強地主，最后卻變成了由無地的百姓來承擔(dān)成本。

    這個結(jié)果，委實讓人有點哭笑不得。

    但縱觀歷史，自古至今，大多數(shù)政策，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興，百姓苦。

    亡，百姓苦。

    打擊豪強，抑制兼并。

    歷朝歷代都在做。

    畢竟，任何一個統(tǒng)治者都知道，百姓沒飯吃，走投無路，是要造反的。

    但收效嘛。

    土地兼并這個難題，并沒有一個朝代控制住了。

    “田稅一重，百姓們只能另謀生計?！?br/>
    劉翰墨笑道：“蘇州自古便是商貿(mào)中心，田地所產(chǎn)不足，便用商貿(mào)補之?！?br/>
    “無田的貧苦農(nóng)戶，也可進入豪商大戶做工，以補生計?！?br/>
    “如此一來，蘇州城不僅不會蕭條，反而格外繁榮?！?br/>
    朱允熞再度愣了一下。

    這倒是一個意外的作用。

    這算不算另類的“圈地運動”呢？

    無地又承擔(dān)不起重稅的農(nóng)民，被迫進城務(wù)工，提供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從而促進了蘇州資本主義萌芽的發(fā)展？

    劉翰墨嘆息了一聲，又道：“可本朝與前朝不同，前朝對商貿(mào)不加限制，甚或鼓勵。而本朝重農(nóng)抑商，且禁絕海貿(mào)，嚴厲遠甚前朝，蘇州的商貿(mào)便也漸漸不行?！?br/>
    “在此之前，也不過是勉力支撐?！?br/>
    朱允熞笑道：“劉大人所說的這些，與孤似乎并無關(guān)系??？”

    他心中疑惑。

    自己提議開海禁，對蘇州只有好處。

    至于加征商稅，雖然會暫時加重商戶的開支，卻絕不至于讓他們破產(chǎn)。

    而以稅證的名義，放開經(jīng)商資格，更是只會促進商業(yè)的繁榮。

    劉翰墨行禮道：“太孫殿下經(jīng)天緯地之才，文有詩詞可傳千古，武則統(tǒng)千軍所向披靡，在朝堂所給的幾條建議，也皆切中要害?！?br/>
    “加征商稅雖非讓商戶收入減少，但目光放長遠一點，便知此策可使經(jīng)商更穩(wěn)定?！?br/>
    “況且太孫殿下又制定了發(fā)票制，稅證制?！?br/>
    “一方面是放開了尋常百姓經(jīng)商的門檻，打破了商戶的壟斷?！?br/>
    “另一方面，又杜絕了各地官府重復(fù)收稅的問題?！?br/>
    “老實說，商戶們的實際稅賦未見得增加，也許還有減少?！?br/>
    在此之前，大明的稅賦雖然很低，可征收卻十分混亂。

    地方官府到處設(shè)卡收稅。

    每過一個地方，就可能被收一次。

    看似很輕的稅，便變得重。

    實際上，這些地方官府收的“過路商稅”，大多數(shù)都沒有進入大明國庫。

    若說全部貪污了，那也不是。

    老朱反貪嚴厲，洪武年間的官員，還沒有這么大的膽子。

    只是收過路商稅這件事本身，就需要雇傭大量的人力。

    而收上錢之后，地方官府便拿著這筆錢，去聘請更多的人，做這事，做那事。

    甭管有沒有用。

    任何官府，都是傾向于不斷的擴充衙門和機構(gòu)的。

    沒有事做就找點事。

    各種文件，開會，點卯……

    何況，人浮于事，也是慣例。

    即令后世科技文明時代，地方官府的擴充傾向，也是難以抑制的。

    朝廷必須通過強制限定編制名額，通過一道又一道行政命令，責(zé)令地方官府不斷裁員，減員……

    仍然只是勉強控制住官僚機構(gòu)不拼命膨脹而已。

    若是朝廷不強制管著，放開口子的話，很多地方官府能迅速將編制人員擴充幾倍，幾十倍。

    家家戶戶吃公家飯，也不是笑話。

    至于怎么養(yǎng)，養(yǎng)不養(yǎng)得起……寅吃卯糧，先混著再說。

    真要擦屁股，那也是下一任主政官員的事。

    大明的編制，可沒有后世管制那么嚴。

    官員上任都是自己帶人。

    而縣衙府衙的人員聘任，基本上主政官員一個人說了算。

    如此一來，收到錢之后，衙門辦各種雜事的人數(shù)，便相應(yīng)的增加許多。

    銀子都花出去了，朝廷卻沒有收到一分。

    發(fā)票制度建立，按票收稅，杜絕地方官府重復(fù)征收，對很多中小商戶來說，實際上是減輕了負擔(dān)。

    真正加重負擔(dān)的，也就是那些巨賈豪商。

    因為他們往往與權(quán)貴勾結(jié)，或者干脆就是權(quán)貴的家人奴婢。

    在此之前，地方官府也不敢向他們重復(fù)征稅。

    故而，朝廷中有權(quán)有勢的官員，才會對朱允熞提出的改革稅制，加征商稅之事那么不滿。

    畢竟，牽涉到了自己的切身利益。

    劉翰墨道：“除了少數(shù)巨賈豪商，蘇州的中小商戶，尋常百姓，都對太孫殿下的建議贊不絕口?！?br/>
    “開放海禁，更是讓大家歡欣鼓舞?！?br/>
    朱允熞不解道：“依你這般說，蘇州應(yīng)該因孤而繁榮才對，卻又為何因孤而蕭條呢？”

    劉翰墨神色黯然，深吸了一口氣，道：“太孫殿下想必還記得吳忘庚之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