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州再次見到蕭芷瓊的云錚，此刻絕對無法料到，遠在洛陽朝廷中樞，一場席卷天下的颶風已經(jīng)在第一只蝴蝶扇動翅膀之后開始形成。

    萬昌皇帝林宥今日來到內(nèi)閣之中，正垂著眼簾，面無表情地聽著秋臨江和顧恒為新法的事情反復爭論。

    春雨貴如油，但今年天下卻有大旱之兆，尤以山東、江淮一帶為甚。

    方才早朝時，沈相上言山東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皇帝郊祀），京官不賜金帛。對此，右相顧恒表示同意，認為救災節(jié)用，應從貴官近臣開始，可聽京官分別辭賜。

    但秋臨江當時便表示了不屑，道：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

    顧恒雖然不愿在他風頭最勁的時候與他爭勝，但身為右相，竟然被秋臨江這個新起的閣老當面頂撞，心中自然羞惱，便問：國用不足，如何不是真急務？秋大人這話倒是奇怪了。

    秋臨江并不驚慌，不緊不慢地道：國用所以不足，是由于沒有善于理財?shù)娜恕?br/>
    顧恒對此不屑一顧：秋大人所謂善理財?shù)娜?，不過是聚斂以盡民財罷了，而民窮則為‘盜’（起義），如此豈是好事？

    秋臨江搖了搖頭，道：這卻不然。有善理財者，可使民不加賦，而國用足。

    顧恒聽了，覺得有些好笑，挑了挑眉：天下哪里有這個道理？天地所生的錢財萬物，不在民，就在官。設法從百姓處巧取豪奪，比增加捐稅還壞。這實際上就是當年桑弘羊之流蒙騙漢武帝的那套說辭。

    兩個人爭來爭去，可謂精彩，不過真正明白朝廷景況的人卻都一聲不吭。為什么？因為這些都不是關鍵，要說關鍵，還得從朝廷國用不足的原因說起。

    大魏朝富裕不富裕，有沒有錢？答案肯定是富裕的，錢也是有的。問題在于這個錢在誰手里，又花在何處。

    大魏建立之初，太祖曰：可以利百代者，唯養(yǎng)兵也。方兇年饑歲，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而變生，則有叛兵而無叛民。意思是說，遇到災荒年景，將饑民招募為兵，可以避免饑民作亂;正常年份，即便有軍隊作亂，而百姓也不會參加。于是，建立了由國家財政養(yǎng)兵的制度。被養(yǎng)的這批人，后來便被稱為軍戶。

    這套制度短期來看的確不錯，但時間一長，就一塌糊涂了。百姓一旦應募為兵，便被輸入官府軍籍。這些入了軍籍的人們，行不得經(jīng)商，居不得為農(nóng)，生老病死皆不許脫籍為民，妻子兒女全部都要仰食于官府。于是，兵營里便到處都是老弱病殘之兵。這種兵，一旦開戰(zhàn)，如何上得了戰(zhàn)場？于是，再大量招募精壯之兵。就這樣，從開國到如今接近兩百年，按今日的大魏朝兵力來算，全國一共正式編制有210個衛(wèi)，117人?！?，還要外加新成立的三十六衛(wèi)新軍，2人。全國正規(guī)軍接近一百四十萬人。

    這些正規(guī)軍要養(yǎng)著，自然是要花錢的，其士兵每年的軍餉軍糧，折合合計為每人三十貫錢。以云錚計算出的購買力折算，三十貫大約不到今天的兩萬元人民幣，供養(yǎng)全家一年的花銷，不算富裕。就不算新軍吧，原有的正規(guī)軍那一百二十萬人，每年就要花費三千五百萬貫的巨額軍餉。

    然而支出并不止于此。除了這些正規(guī)軍，還有普通軍戶。軍戶的口糧因為有軍田，倒是不用擔心，但他們也是要餉的，當然他們的軍餉要比正規(guī)軍少不少，大約為每年五到八貫，約合今日的人民幣五千上下。朝廷唯一可以慶幸的是，全國近七百萬軍戶，朝廷只需要負擔大約四百萬左右，剩余的由四大邊鎮(zhèn)的帥府自行負責。然而這一筆開支，卻又去了三千兩百萬貫！

    而且最恐怖的是，這六千七百萬貫的巨額軍餉開支，還僅僅是平日養(yǎng)兵所需，還不包括戰(zhàn)時的后勤保障、轉(zhuǎn)運、賞賜、組織動員、損耗、管理等等……

    這是軍餉，還有一個大開銷，是官俸。

    太祖時期設計的官、職、差遣分離的制度，與科舉、恩蔭、薦舉等選官制度結(jié)合起來以后，演變出了大批量的冗官。了解朝廷內(nèi)情的人都知道，有官有職而沒有差遣的人，占到了官員總數(shù)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這也就是說，在帝國的所有官員中，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屬于不干事的冗官。為了安排這些已經(jīng)有了官、職和每年繼續(xù)涌進來的新官員，帝國絞盡腦汁地明新差遣、新官位，于是就有了另一個很經(jīng)典的形容詞，叫做疊*架屋。這些疊、架起來的冗官們與帝國慷慨的高薪制度相結(jié)合，在催生出大魏帝國燦爛的經(jīng)濟文化之花同時，也耗費了以千萬計的俸祿。戶部有詳細的賬目顯示，萬昌皇帝登基之前，兩萬五千名朝廷正式在編的官員，和那些找不到準確數(shù)字，據(jù)估計在二、三十萬左右的吏員，每年需要支出的俸祿，至少高達在一千二百萬貫錢。

    其中，以宰相和閣老為例：他們的俸祿收入包括：正俸，相當于基本工資;添支，相當于資歷或年資工資;職錢，相當于職務工資;衣賜，相當于服裝補貼;茶酒廚料，相當于伙食補貼;飼芻，相當于交通補貼;薪炭，相當于取暖補貼;還有七十個人的隨從衣糧，相當于安全保衛(wèi)兼威風擺譜津貼。其總數(shù)大約為一萬貫錢上下，差不多合一萬畝土地的出息，大約相當于今日六百六十萬元人民幣左右。要知道，內(nèi)閣雖然只有七個人，但享受宰相待遇的人可遠遠不止七八個人。太祖戎馬一生之后，對軍隊將領的待遇是最高的，都指揮使的俸祿甚至比宰相還要高出三分之一左右，而擁有都指揮使實職的人和享受都指揮使待遇的人，卻比擁有宰相官位的人，又要多出許多。另外四大邊鎮(zhèn)大帥每人每年還可以以個人身份拿到朝廷兩三萬貫俸祿。

    于是，軍餉和官俸兩項就占去了整整八千萬貫的巨資，另外有一項是古今歷代朝廷的慣例花銷：祭祀天地和列祖列宗，千萬不要以為這筆錢很少，一年少說也得花掉四五百萬貫呢。

    然而朝廷每年的收入也不過就是在八千萬貫到一億貫之間徘徊，除了上述幾樣花銷，朝廷每年總得做點事吧？既然如此，經(jīng)常出現(xiàn)國用不足也就理所當然了。

    但是朝廷雖然窮，可不代表每天出現(xiàn)在朝堂上的各位殿下、大人們也窮，尤其是高高在上的那位陛下，更是富得——不是流油——簡直跟后世中東的石油富豪似的。

    皇室的皇莊、礦山、官窯、各類作坊甚至還有船場等等，可謂產(chǎn)業(yè)無數(shù)，比如說淮安公主林玉妍，她實際上就可以算是在替萬昌皇帝掌握官窯產(chǎn)品出口，她在其中只分三成利潤，就富得讓云錚目瞪口呆，那么可以想象，擁有這么多產(chǎn)業(yè)的皇帝本人，其內(nèi)庫每年將有多么驚人的收入。

    而沈家顧家這樣的門閥呢？一是他們都是幾百年的世家勛貴，多年來積累下來的田產(chǎn)、山林、大城市內(nèi)的店面甚至是絲綢作坊、茶莊等等幾乎無數(shù)，哪家不是巨富？估摸他們的身家究竟大到什么程度，也只有他們自己的家主等幾個核心成員知道了。

    而以云家為的軍閥世家，除了上述產(chǎn)業(yè)之外，還有諸如鐵器作坊一類跟軍工沾邊掛鉤的產(chǎn)業(yè)，而云家更是擁有大魏朝內(nèi)獨一無二的幾個大馬場。另外，外四家還有軍戶和軍田，軍田原本算是朝廷的產(chǎn)業(yè)，不過小成王之亂以后，漸漸成了邊鎮(zhèn)世家的私產(chǎn)，軍田原本就是比較好的良田，而且面積也很大，各家名下的軍戶在軍田耕種，世家并不負責他們平時的口糧，而且還要根據(jù)家庭人頭來繳納一部分余糧作為軍隊的軍糧。農(nóng)閑的時候也沒法真閑，世家會給他們安排一些其余的工作，這些事情并不明細計算薪酬，而是按月餉，就是上面所說的每年大約五到八貫（男、女、老、少當然有差別）的餉銀了，至于他們的勞動所得，抱歉，那是世家的收入。所以按照這一點算來，世家門閥和軍閥們也應該是有錢的。

    所以算來算去，從皇帝到軍閥門閥、各級官吏、地主豪強以及大商人，這些人個個都是有錢的主，而窮的，那就只能是朝廷和普通老百姓了。

    云錚不是不知道朝廷的狀況，他只是太清楚自己對這件事情完全是有心無力罷了。秋臨江新法他很清楚，如果剛才生在朝堂的爭論云錚可以知道，他甚至一定會贊同秋臨江的意見。因為秋臨江的觀點，至少在理論上完全是正確的。不增加稅賦而增加財政收入的方法有很多，云錚這個后來人豈能不知道那些早已為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的理論與實踐所證明的法子？加快資金周轉(zhuǎn)度，改進生產(chǎn)條件以增加生產(chǎn)等等皆屬此類。事實上，秋臨江所推行的青苗法也是類似的一個相當高明的方法。實際上青苗法并非秋臨江所創(chuàng)，最開始時，是山東的地方官率先采用此方法扶助當?shù)剞r(nóng)業(yè)生產(chǎn)。秋臨江做縣令時，曾經(jīng)試用過，現(xiàn)效果頗佳，深受百姓歡迎。于是便在他的轄區(qū)里廣泛推行應用。

    其實眼下大魏朝農(nóng)村盛行高利貸，利滾利其實是較為常見的利率，事實上已經(jīng)成為農(nóng)民破產(chǎn)、土地兼并的一種形式，對大魏帝國的危害不言而喻。因此秋臨江主張，在青黃不接的時候，由政府貸款給農(nóng)民，收取半年百分之二十的利息，收獲之后連本帶利即行歸還。由于此貸款以田中青苗為信用保證，所以，稱為青苗法。

    以云錚的眼光看，這半年百分之二十的利率放在后世完全已經(jīng)可以算是高利貸無疑。但是，在此刻的大魏朝，這卻只相當于現(xiàn)今高利貸的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因此，用此方式扶助農(nóng)桑，應該是功德無量的事情。云錚最先聽說這個事情的時候就已經(jīng)覺得奇怪，秋臨江這個人居然知道可以用信用貸款的方式刺激經(jīng)濟的成長;當生產(chǎn)增加貨物流通時，即便用同一稅率，也能在加周轉(zhuǎn)的流通狀態(tài)里收到增加財政收入的成果。實在讓云錚這個堅持制度至上的穿越青年詫異非凡。

    秋臨江其它與經(jīng)濟有關的變法，如設置三司條例司、農(nóng)田水利法、均輸法、市易法及免行錢、方田均稅法、保馬法等，其基本經(jīng)濟思想大體來源于此。這種采用金融調(diào)控的方式管理國家的企圖，其深度與廣度都不曾在當**界的任何其他地方提出過，不可謂不先進。

    然而……云錚仍然無法看好這次變法的前景。

    顧恒方才所斥責秋臨江所籌劃的變法，正是當年桑弘羊者流蒙騙漢武帝時采用過的伎倆。兩相比較之下，確實可以看出兩者之間具有許多相似之處。

    后世許多人特別醉心于漢武帝開疆拓土的所謂雄才大略，常常似有意似無意地忽略這位皇帝的窮奢極欲和兇殘暴虐。事實上，假如不是他傾全國之力和數(shù)代人的積蓄打敗匈奴，的確建立了開疆拓土功業(yè)的話，漢武帝劉徹其實應該被列入中國最壞的皇帝之列。

    相形之下，他的祖父漢文帝則可以稱作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皇帝之一。漢文帝以圣徒般的德與行，開創(chuàng)了一個安靜祥和的世道，以至于兩千年后回那一段往事，仍然使人油然感受到一種如沐春風般的清靜溫馨。與他比較起來，他的兒子漢景帝少了一些仁慈大度，多了一點莽撞戾氣。好在他總算繼承了父親清靜無為與民休息的治國理念。結(jié)果，經(jīng)過文、景兩代皇帝的治理，全國倉庫里的糧食已經(jīng)儲存不下，只能在院子里露天堆放;金庫里則堆滿錢幣，就連串錢的皮繩都已朽壞。這就是文景之治時的盛況。

    可惜，漢武帝全無乃祖風范。他以長達四十多年的對外戰(zhàn)爭和近五十年的對內(nèi)惡政，將父祖幾代人積蓄下來的財富揮霍一空。然后，便開始重用商人出身的桑弘羊等人，策劃著如何盤剝百姓，實行所謂從無為到有為的財經(jīng)變法。

    桑弘羊這幫人的確斂財有術。他們先推行了一整套國家壟斷性質(zhì)的經(jīng)營活動，將鑄錢、冶鐵、制鹽、賣酒等最賺錢的行業(yè)全部收歸國有，實行專賣;甚至一度準備將河湖塘灣與海洋中捕魚撈蝦也實行國家專賣。由于立即出現(xiàn)產(chǎn)量大跌，市價騰貴，而不得不放棄。然后，桑弘羊們實行了均輸法和平準法。均輸法指的是命各地將貢稅改為當?shù)靥禺a(chǎn)，以當?shù)仄骄鶅r格計價，官府則命其運輸?shù)街付ǖ钠渌貐^(qū)，由官家高價出售，牟取高出一般貢稅的利潤。這個做法被秋臨江變法全盤照搬，就連名稱都沒變;平準法指的是由國家在各地設立平準官，壟斷天下貨物及價格，貴賣賤買，使商賈無法牟利，必須通過官府才能存活;秋臨江變法中的市易法即脫胎于此。此外，還實行了算貫與告貫制度，算貫就是征收商人的財產(chǎn)稅，告貫則是打擊商人不申報或者不據(jù)實申報上稅的一種制度，規(guī)定凡上述兩種行為，均沒收全部財產(chǎn)，并充軍戍邊一年;凡告上述兩種行為者，獎勵所沒收財產(chǎn)的一半。

    上述財政政策出臺后，迅形成下列后果：國庫立即充盈;民間經(jīng)濟活力迅萎縮;帶有較大主觀色彩的告貫制度和財政稅收行為迅造就了一大批富有的官吏;最后，史書記載說，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產(chǎn)。其情形，對于生活在二十世紀下半葉和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人來說，只要想想計劃經(jīng)濟時代的國有企業(yè)和后來壟斷經(jīng)營的中國電信，就大體可以明白。

    以云錚的眼光看，大約只有那些小商販出身、又急于討好皇帝的官僚，才能想得出這種殺雞取卵、飲鴆止渴的壞主意。須知，任何時代，國家想依靠行政權(quán)力來與民間爭奪商業(yè)利益，都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但是，也永遠都只能是短期行為，前提條件是政府不怕窒息民間活力，不怕阻止經(jīng)濟與社會展，不怕引起經(jīng)濟文化的動蕩與破壞。從漢代畫像磚上看，漢武帝時代的農(nóng)業(yè)用具與兩千年后人民公社初期的農(nóng)業(yè)用具基本一樣，似乎可以成為上述判斷的依據(jù)。

    從歷史記，漢武帝時代的做法，對于國內(nèi)社會經(jīng)濟的破壞相當慘烈。當時，各級政府得民間財物以億計，罰沒入官的奴隸婢女以千萬計，田地大縣數(shù)百頃，小縣百余頃，房地產(chǎn)也差相仿佛。于是，中產(chǎn)階層以上者大抵破產(chǎn)。在關于漢武帝中后期的歷史記載中，全國各地盜賊縱橫、盜賊并起、盜賊群起的字樣大量涌現(xiàn)，人相食的記載一再進入視野。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當時——漢代的文人們，在稱頌漢武帝和桑弘羊們的變法時，使用的詞匯是——民不益賦而國用饒。翻譯成眼下秋臨江的語言就是：民不加賦而國用足，不光意思，連字面都幾乎一模一樣。

    在云錚所知道的歷史中，有一本現(xiàn)在可能不會再出現(xiàn)的巨著《資治通鑒》，在這本書中司馬光對漢武帝的評價是：秦始皇干過的壞事，漢武帝基本上又干了一遍。之所以沒有亡國，主要是因為他臨死的前幾年全面懺悔、改過;然后，臨死時又把后事托付對了人的緣故。

    眼下秋臨江變法的指導思想酷似桑弘羊等人的思路，事實上也同樣是以國家壟斷經(jīng)營的方式，開啟了與民間爭利之門。以云錚這個后來人的眼光去看待，如何不能看出其中的危害來？所以他不可能對這種做法報持希望。

    顧恒和秋臨江從朝堂開始爭論，下朝之后又在內(nèi)閣文華殿里爭論，直到萬昌皇帝來了，依然在爭論。但萬昌皇帝只是一邊面無表情地聽著他們你言我語往來不休，卻就是一句話也不說。他手里拿著一本厚厚的奏折，看得十分仔細。

    奏折是戶部右侍郎、清查江蘇吏治欽差大臣云岱星夜呈上的。

    奏折很長，洋洋灑灑幾近萬言，其中很詳細的談論了漢初蕭規(guī)曹隨的典故。云岱認為，這個著名的典故中有一層極深的含義常常被人忽視，而其保守的一面，亦即不變更即成法度、不改祖宗之法一類的表層含義，反而被特別不適當?shù)丶右钥浯蠛蛷娬{(diào)出來。這也是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一個問題。

    他說現(xiàn)在大家都認為，從漢高祖劉邦到漢景帝劉啟，西漢初年七十年間以清凈無為的黃老之術治國，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是國力迅恢復，達到文景之治盛世的重要原因。而蕭規(guī)曹隨則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

    曹參是劉邦的老鄉(xiāng)，也是西漢最重要的開國元勛之一。劉邦稱帝后，封他為齊相國。當時齊有七十余城，是最大也最重要的封國。治下在今天山東沿海的一大片地方。

    曹參到齊國后，就如何治理國家廣泛征求社會各界的意見，結(jié)果，眾說紛紜眾口難調(diào)，搞得他一頭霧水。后來，他聽說膠西地區(qū)有一位蓋老先生，精研黃老之術，就以重金請教。據(jù)說，蓋老先生核心的話只有一句：治國之道，貴在清凈無為不擾民，則民自定。史稱，曹參大受啟。此后，以黃老之術治理齊國九年，國泰民安。從此，曹參名聲大盛，當時的人們皆稱其為賢相。

    蕭何去世的消息傳到齊國后，曹參馬上讓人收拾行李，說：我要當宰相了。幾天后，朝廷的使者到，召他進京出任宰相。

    曹參的宰相當?shù)煤芙^：他處理政事時，全部按照蕭何的成規(guī)辦理;任免官吏時，只挑那些年齡大的、忠厚老實的、不善言談的人，辭藻華麗、長篇大套、追求名聲者一概罷免不用。他自己則每天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白天晚上都是酒氣熏天。

    時間長了，他的同僚部下們相當苦惱，搞不清楚宰相這是什么路數(shù)。于是，忍不住想探問個究竟。誰知，一見到宰相，宰相就會極其熱情地拉著喝酒;來者剛一說話，馬上又被灌酒，直到最后，一醉方休。而且，這種情況居然成了每日的常態(tài)。不如此，人們反倒不習慣了。于是，整個宰相府晏然無事，整個國家也安靜祥和。

    宰相府旁邊有個花園，是相府屬吏們平時休息的地方。到后來，這幫家伙們也學著宰相在這里整日聚會狂飲，喝的高興了就歌之舞之，相當快樂。終于，有古板一點的官吏實在看不下去了，于是，有一天請曹參去逛這個花園，意思是當場抓住這幫家伙整治一下。不料，宰相見此情形大喜，歡呼著端起酒杯立即溶進了狂歡的人群。

    當時的皇帝，是漢景帝劉啟的大伯惠帝劉盈。劉盈被自己的母親呂后荼毒戚夫人的作法嚇壞了，已經(jīng)沒有心思管理什么國家大事?，F(xiàn)在看到宰相這副做派，也很疑惑，以為宰相是因為看不起自己才這樣的。于是就讓在自己身邊做侍從的曹參的兒子，悄悄回家問問他父親，究竟打的什么主意，還想不想治理這個國家了？

    結(jié)果，兒子回到家，話剛剛出口，曹參便大怒，把兒子摁在頓痛打，據(jù)史書記載：在**上足足抽了兩百鞭子。打完后，對他說：滾回去當好你的侍從，天下大事不是你該過問的。這下子，皇帝的臉上也掛不住了。一天上朝后，劉盈責備曹參說：是我讓你兒子勸你的，你怎么把他打得那么慘？

    曹參脫帽，道歉，然后問惠帝劉盈：陛下覺得自己與高祖誰更英明？

    劉盈回答說：我怎么敢和高祖比？

    曹參又問：在您看來，我和蕭何誰更賢明？

    劉盈回答道：先生好像要差一點。

    曹參說：對呀。高祖與蕭何已經(jīng)定下了很好的治國方略和政策法令，您無為而治，我們守住職責不亂來，這不就可以了嗎？

    劉盈聽后放心了，說：善。

    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蕭規(guī)曹隨的典故，也是西漢初年以黃老之術推行無為而治、與民休息政策的由來。

    云岱說到此處，話鋒一轉(zhuǎn)，說翻檢這一段史料，會給人一個特別突出的感受：在這里，最重要的東西并不僅僅是不改祖宗之法的問題，而是曹參抓住了一個最深層的要害：在帝國政治結(jié)構(gòu)之下，最難治理的其實不是民，而是官;只要如狼似虎的皇家與官吏能夠不生事，不擾民，能夠清凈無為;只要不給官吏們魚肉百姓的機會，讓他們守住職責不亂來，從而官安其位，民樂其業(yè);那么，中國人就會像變魔術一樣，生產(chǎn)出無窮無盡的物質(zhì)財富與精神財富。

    這套思想與方略為漢文帝與漢景帝所忠實繼承，終于導致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

    云岱把這樣一篇奏折呈上去，是因為他的內(nèi)心深處有一種擔心：官吏們借變法之機，如虎狼出籠一般糟蹋百姓。

    他雖然也秉承云家的一個大宗旨，就是讓皇帝忙點，別閑著沒事就找自己的麻煩。但是和云錚一樣，他的心里也是有底線的，那就是不能嚴重到天下大亂，傷了整個民族和國家的元氣。

    皇帝手里捻著云岱的奏折，有些出神地看著秋臨江和顧恒，久久無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