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女熟的春季開學時間一般定在農歷新年之后的第三個星期一的下午3點。選在第三個星期是因為要等過掉正月十五,中國新年才算是真正的結束;選擇星期一下午3點,則是因為作為寄宿學校,中西女熟的學生兩周可回家休息一天,回家時間是星期日的下午到星期一下午3點。所以星期一下午3點才是一個新循環(huán)的開始。
而之所以不讓學生們星期六晚上就回家,是由于每個星期日的上午學校都要做禮拜,禮拜完后才會打開學校大門。雖然不信教的學生不做禮拜是允許的,但是也要和大家一樣,等到大門打開才能離去。
這種禮拜制度大概同學校的創(chuàng)辦者是監(jiān)理會傳教士有關。監(jiān)理會的英文名稱是TheMethodistEpiscopalChurch,South,直譯過來就是衛(wèi)理公會南方派,而衛(wèi)理公會則是美國主日學校運動的發(fā)起教派,因此中西女熟始終保持著主日學校的特征,也就是在主日禮拜――這也是禮拜天之所以叫禮拜天的由來,至于星期日這個稱謂也是一個道理,只不過當中省略掉一個‘主’字。
1903年的2月9日,也就是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十九,中西女熟第十二屆春季開學茶會在學校中心草坪上如期召開了。這是一場簡單的自助式社交茶會,與會者大多是學生家長以及少量來觀禮的社會賢達人士。比起第一屆開學時需要為男、女賓分別舉行典禮,甚至男賓典禮時不得不邀請校外男性傳教士來發(fā)表演講,如今的風氣真的已經(jīng)開化了許多。
隨著歐美各國的信息通過各種渠道進入中國社會,人們始而愕然,繼而憤然,終而釋然,傳統(tǒng)的觀念已經(jīng)開始逐步發(fā)生變化。僅就女子教育而言,一向漠視女子教育的傳統(tǒng)正在轉變,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偏見也越來越為更多人所唾棄,主流輿論更是以欽羨的語氣介紹西方女子的教育情況,從輕視女學到主動為子女尋求受教育的機會,這個轉變的過程雖然緩慢但卻是漸進的。
這種漸進的變化從中西女熟的入學人數(shù)上就能體現(xiàn)出來。1892年開校之初這所學校只有區(qū)區(qū)6名學生,1895年21名,1899年51人,而到了今年則是99人――說實在的,人如果再多下去,連吉生就要考慮再到哪里去租幾幢住宿樓了。
現(xiàn)在困擾連吉生的首要問題已經(jīng)由缺乏生源變成了學生的頻繁流動離校。學生中在校時間長的四、五年,短的一、二年,甚至有僅數(shù)月就離校而去者。除了1900年首期畢業(yè)了三人之外,1901年和1902年連續(xù)兩年都只有一人畢業(yè),這樣的畢業(yè)率實在有些太慘不忍睹了。
究其原因無非是此時越來越多的受新觀念影響的上流社會青年開始在議婚條件上要求女方必須受過教育,這就迫使那些接近婚齡的女子不得不多方尋找受教育的機會,如果能進入像中西女塾這樣聲名顯赫的學校,哪怕只是呆上數(shù)月,身份的砝碼無形中又重了許多,但顯然這樣的女孩進校后是很難完成學業(yè)的。
因此在茶會中,連吉生把主要的聊天對象設定在了六年級以上學生父母的身上。因為如果按一年級學生的最大錄取年齡8歲來算,六年級正好是十四歲,已經(jīng)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了。
而除了學員的流動性之外,另一個使連吉生憂慮的就是生源質量的問題。
中西女熟秉持的是林樂知的建學理念。
1881年監(jiān)理會任命在華工作20余年的傳教士林樂知為教長,總理該會中華教務。當時的中國,各個教派的教會學校加起來總數(shù)超過340所,學生總人數(shù)將近6000名,就連女子學校都有120余所,學生2000人以上。然而這些學校全部是為了傳播福音而建的,實施的是典型的傳教教育,生源也大多是流浪兒童,屬于最低下、最無希望的階層。這些學校和學生自然是傳教士們工作的成績,也是其向母會爭取進一步經(jīng)濟資助的資本。但是,這樣的教會學校卻很難為中國主流社會所接納,不僅保守的官紳士大夫對其嗤之以鼻,就是一般的良善百姓也避之唯恐不及。
林樂知希望開辦的是一種新式學校,可以吸引到那些最優(yōu)秀和最有希望的階層。他認為傳教士如果想在中國發(fā)揮更大的影響,首先必須把學校辦成真正的世俗學校,以其優(yōu)良的學制與水準來吸引中國社會上層人士的子女入學,博得官紳士大夫的好感,這樣基督教在華傳播才會減少障礙。
他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希望“觸及在中國人中施展影響的源頭”、“每個學生都毫無例外的來自居住在上海的最優(yōu)良的家庭,并且?guī)缀醢ㄖ袊拿總€地區(qū)的人民”。而所謂的最優(yōu)良的家庭自然是指官僚、士紳和富商家庭。
中西女熟就是這樣一所專門針對“高貴華人”的女兒開設的白富美學校。
然而理想很豐滿,現(xiàn)實卻很骨感。林樂知親自主持的男校中西書院――中西女熟的模板――只不過成為了一所專門培養(yǎng)買辦階級的學校。因為它的學生“對中國古學所知甚少,而且缺乏興趣;對于西學,亦只關心英語,因為他們希望借此得以在商業(yè)興盛的上海謀得一份較好差事”,而學生家長的要求不過是“利用‘中西’的英語環(huán)境,學好英文,使得畢業(yè)之后可以在海關、洋行或政府做事”,可見它并沒有吸引到真正的官僚、士紳和富商。
中西女熟同樣如此,雖然它越來越受到擁有新觀念的新興階層的歡迎,但是這個階層時至今日仍處于蟄伏狀態(tài),雖然庚子事變八國聯(lián)軍的炮火已讓它驚醒,但它至少要等到明年日俄戰(zhàn)爭之后才會破洞而出,然后還要再過一年,也就是1905年張之洞上書廢止科舉之后,才真正輪到它來翻身把歌唱。
然而現(xiàn)在還是1903年,連吉生女士不是穿越客自然不可能預料到兩年之后的事,因此她依舊處于苦惱之中。整個學校所有九十九位學生的家長之中,只有三人是值得她關注的,而這其中的兩人不但是一對夫妻,還是她的同事。
這對夫妻男的姓宋名查理,是美籍華裔的監(jiān)理會傳教士,妻子叫倪桂珍,是位中國牧師的女兒,母親則是大名鼎鼎的徐光啟的后人。他們的三個女兒南希、羅莎蒙德還有可愛的小美林目前都在這所學校里就讀??上У氖牵绱藘?yōu)秀的家庭卻跟中國的主流社會完全搭不上邊。
剩下的那位姓李,是位大豪商并且給學校捐過不少款,然而他經(jīng)營的卻是“廣容林”這樣一家煙行。雖然很有錢,但卻沒什么社會地位,連真正的富商階層都算不上。
而今年新入校的那些學生家長也都只是些買辦之流的人物。官僚、士紳和富商,要實現(xiàn)林樂知定下的這三個目標,還真是路漫漫其修遠。
至少在今天的連吉生看來確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