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末路特務們的結局

    很多人可能在心里會說：這個王文，也真夠“廢物點心”的，這么近的距離，還打錯了人，跟人家白世維怎么比？

    事實上，在“吉鴻昌案”之后的檢討中，陳恭澍一伙對此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很多通行的說法，是說從楊玉珊窺伺成功到陳國瑞踹開房門的這一段時間，正好趕上打麻將“四圈換門”，結果槍手仍按事先觀察的位置，想當然地開了槍，結果誤殺了劉紹勛。

    但據(jù)王文自述，開槍之前他曾喊了一聲“吉總司令”，見某人有反應他才開的槍，也就是說，王文這三槍都是奔著吉鴻昌去的。這么近的距離，又有明確的目標，按說不應該出現(xiàn)這種情況。

    其實原因非常簡單，王文不是白世維。

    筆者多次強調，刺客沒那么好當?shù)?。電光石火的一瞬間，要對準一個人，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容易做到的。況且王文與白世維不同，王文是搞情報的，不是軍校出來的，沒有經(jīng)歷過嚴格的軍事訓練，在關鍵的時候難保眼不花、手不抖。

    所以，白世維一戰(zhàn)而坐穩(wěn)軍統(tǒng)“七小殺手”之一的位置，并非僥幸，憑的是真功夫。

    另外，客觀條件也不一樣，白世維那一槍，雖然距離遠，但當時張敬堯并不知情，相當于站那兒不動，等著挨槍子；而這一次，可以想象，屋里肯定一下炸了營，而且那么小的空間，誰稍微動一下，可能就當了“替死鬼”。

    “吉鴻昌案”是陳恭澍作為指揮員策劃的第一個行動，也是他殺手生涯的開端。從整個情況看來，基本上還可以說思慮深遠，心機縝密。至于誤殺他人，其中有一定偶然因素。要說有什么失誤的話，那就是應該帶上白世維到天津了。

    然而，在接下來的“石友三案”中，陳恭澍經(jīng)驗不足的弱點就完全暴露出來了，其進退失據(jù)，舉止舛謬，一錯誤人、再錯誤己，其種種舉動，令人殊不可解，最終把事情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另外，本案的幾個主要角色，有的今后還會出現(xiàn)，有的恐怕就沒機會再寫了，在這里簡單交代一下他們的結局：

    情報員楊玉珊，拋開政治立場不談，僅從業(yè)務角度而言，楊玉珊可謂一個出色的情報人員，在本案中的作為簡直如同情報工作教科書一般，其表現(xiàn)出的判斷力和隨機應變能力非同一般。

    鄭恩普雖然歲數(shù)不小了，卻是個單身漢，經(jīng)過此案，楊玉珊與鄭恩普通過在工作中的接觸，兩人之間居然暗生情愫，最終楊玉珊嫁給了比他大20多歲的鄭恩普。

    1949年，楊玉珊留在了大陸，不知所終。鄭恩普去臺后剃度為僧，法號“興慈”，并做了“大慈寺”的方丈。1980年8月，“興慈”和尚鄭恩普以近90歲的高齡“圓寂”。

    傅丹墀，在后面的“殷汝耕案”中仍有精彩表現(xiàn)。

    吳萍，天津站的內當家，王子襄出事以后，他的妹妹王玉梅找到戴笠大鬧，說吳萍耽誤了急救的時機，應對王子襄的意外死亡負責。

    戴笠當然知道吳萍很冤枉，但由于王玉梅的家世在北平有一定社會背景，她本人又是戴笠的朋友，所以戴笠沒辦法，為了敷衍王玉梅，只好在“吉鴻昌案”之后，將吳萍召回南京特務處本部，象征性地關押了一段時間。

    吳萍放出來以后，為了酬庸他無端被冤，給他找了一個美差——推薦到行政院當了總務科長，大權在握，十分風光。

    去臺后，吳萍于1951年因車禍身亡。

    呂一民，原名呂鴻勛，1901年生，天津寶坻縣人，王文的表兄，天津站情報組長。呂一民加入特務處以后，又吸收了比他小8歲的侄子呂問友。

    天津解放后，呂一民、呂問友隱瞞了自己的特務身份，結果在解放初期的“肅反”中被查獲。經(jīng)天津軍事管制委員會軍法處審理，天津市人民法院依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七條第三項及第十七條的規(guī)定，以反革命罪判處呂一民、呂問友死刑。

    呂一民、呂問友于1951年3月31日被執(zhí)行槍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