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元八年（720）正月，宋璟突然被免去宰相職務，跟姚崇一樣以“開府儀同三司”的榮銜成為國策顧問。他在相位上停留的時間也跟姚崇差不太多，實際上只有三年。[28]

    以此為標志，短暫而難忘的賢臣時代宣告結(jié)束。

    這是一個君臣共治的時代。雙方都在小心翼翼地進行磨合和探索，試圖在強有力的君主和他的輔臣之間建立一種健康的關(guān)系。因此，這也是一個克制的時代。玄宗謹慎而明智地運用著皇權(quán)；宰相勤勞國事，同時防止國家進行勞民傷財和野心勃勃的冒險行動，有如帝國的定海神針。[29]

    難怪姚崇和宋璟雖為名相，執(zhí)政期間卻并沒有多少驚天動地的作為。因為他們的治國方略和時代特征就是這樣十六個字：四夷來寇，驅(qū)之而已；百姓富饒，稅之而已。[30]

    宋璟卻還是下臺了。

    導致他下臺的原因在司法和財政。也許是為了保證社會的安定和政權(quán)的穩(wěn)固，宋璟對罪犯們沒完沒了的申訴極為反感和厭惡，竟將積壓案件全部交給監(jiān)察部門處理，并且交代政策：認罪服法的寬大處理，繼續(xù)上訴的統(tǒng)統(tǒng)關(guān)起來。

    結(jié)果民怨沸騰，就連藝人也看不下去。當時天旱，一個優(yōu)伶在表演節(jié)目時便扮作旱魔在皇帝面前手舞足蹈。

    玄宗問：你這家伙怎么跑出來了？

    扮作旱魔的藝人答：奉宰相之命。

    玄宗問：此話怎講？

    藝人答：三百多苦主被宰相關(guān)押，旱魔能不出來？

    玄宗很以為然。[31]

    不過，直接讓宋璟倒臺的是貨幣問題。我們知道，中華帝國是沒有銀行的，貨幣在理論上只能由官方發(fā)行。然而由于商業(yè)的發(fā)達，官鑄的銅錢根本不夠使用。而且隨著貨幣需求量的迅速增長，它們的質(zhì)量也變得低劣，還不如民間私鑄的銅錢。政府也只好允許私錢流通，以免貿(mào)易呆滯。

    宋璟和他的搭檔卻試圖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問題。他們奏請恢復私鑄銅錢判處死刑的禁令，并派專使前往私鑄最為盛行的地區(qū)治理整頓。結(jié)果，專使的雷厲風行導致了物價的大幅度波動，民不聊生，怨聲載道，輿論嘩然。

    兩位宰相只好為他們?yōu)碾y性的失敗埋單。[32]

    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短板卻暴露出來，那就是帝國的多數(shù)官員都不善理財，而且沒有興趣。實際上，自從漢武帝獨尊儒術(shù)并建立起文官制度，話語權(quán)就掌握在儒生手里。在他們的評價體系中，占第一位的是所謂道德文章，其次才是管理才能；而在管理才能中，理財又最為他們鄙視，甚至被看作小人的伎倆和行徑。不被罵作卑劣，已是萬幸。

    可惜帝國不能只靠道德文章來維持。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zhuǎn)要用錢，王公貴族的窮奢極欲要用錢，雄心勃勃的對外擴張更要用錢。錢，不由天降，不由地生。沒人理財，皇帝靠什么過日子，官員靠什么領(lǐng)工資，天下靠什么致太平？

    于是，漢有桑弘羊，宋有王安石，唐有宇文融。

    宇文融是在宋璟退場剛好一年后浮出水面的，當時官職不過正八品上的監(jiān)察御史，提出的方案是查戶口。這并非沒有道理。由于種種原因，一些農(nóng)民離鄉(xiāng)背井不在原籍，有的定居外地成為逃戶，有的流離失所成為流民。前者造成國家財政流失，后者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因此，無論從經(jīng)濟還是政治的角度，將他們重新納入戶籍管理都十分必要。

    玄宗批準了宇文融的方案，并任命他作為特使專門處理此案。宇文融也不負厚望。經(jīng)過不斷努力和調(diào)整政策（比如允許主動申報的逃戶免稅六年），這項工作大獲成功。三年半以后，八十多萬農(nóng)戶和相應的田畝被登記在冊，相當于帝國總?cè)丝诘陌俜种；实蹖Υ耸譂M意，宇文融則被任命為監(jiān)察部的副部長，后來又兼任財政部副部長。[33]

    然而反對的聲音也不絕于耳。

    反對有經(jīng)濟和政治兩方面的原因。實際上，移民他鄉(xiāng)的農(nóng)戶之前得以逃稅，是因為依附于當?shù)赝梁?。這些土豪往往是帝國的官員或他們的家族。因此，宇文融的行動就損害了暴發(fā)戶的利益，何況那些地產(chǎn)商還有著官方背景。

    政治的原因則在宇文融和他的團隊享有特權(quán)。由于是皇帝的特派員，他們在帝國的官僚體系之外自行其是，形成了一個不受國家機器控制的特殊群體。宇文融也毫不客氣地以欽差大臣自居，每到一處都要召集男女老少宣示圣旨，給予種種優(yōu)惠政策，心滿意足地聽他們感恩戴德痛哭流涕。

    于是，當宇文融和他的團隊巡視天下時，他們就變成了流動的中央政府。各級地方官員畏懼其特權(quán)，大小政務都要先報告宇文融，再報告中書省。就連判處死刑的罪犯，沒有宇文融點頭核準，地方官也不敢擅自行刑。[34]

    這就完全打亂了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也對帝國的官僚集團構(gòu)成了威脅，以至于他們不得不群起而攻之。而且從理論上講，這也是在捍衛(wèi)國家制度和人格尊嚴。畢竟，中央集權(quán)的帝國不該政出多門，州縣長官也不該聽命于特使。

    反對派的領(lǐng)袖是張說。

    張說是在宇文融擔任特使之后半年重歸相位的，起先擔任的職務也是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一年半以后成為首相，任中書令。他的卷土重來一般被認為標志著玄宗執(zhí)政理念和基本國策的調(diào)整，因為張說是姚崇的死對頭。

    姚崇不喜歡張說是有原因的。作為武則天的重臣，他跟狄仁杰一樣主張務實，討厭舞文弄墨和夸夸其談。何況張說還難免口是心非之嫌，舊史就認為當年如果不是宋璟等人提出警告，張說未必不會作偽證。據(jù)說，張說甚至還想私下里修改有關(guān)歷史記載，只不過遭到了史官的拒絕。[35]

    玄宗看中的，卻恰恰是張說的文才，甚至稱他為“當朝師表，一代詞宗”。用這樣一個適合擔任精神文明建設(shè)辦公室主任或者作協(xié)主席的人做首相，只能說明皇帝開始由求真務實變?yōu)楹么笙补Α]錯，制定禮儀需要當朝師表，粉飾太平需要一代詞宗，張說自有張說的作用。[36]

    何況張說也并非只務虛不務實，裁軍二十萬和改革兵制就是他的手筆。當時，玄宗不敢相信可以減少兵員，張說卻回答說：臣久在疆場，熟悉邊務，很清楚將帥們的擴軍不是為了備戰(zhàn)，而是為了自肥。更何況，兵不在多而在精，將不在勇而在謀。陛下如不放心，臣愿以全族性命擔保。

    結(jié)果，邊防軍由六十萬變成四十萬，裁減三分之一。[37]

    更大的動作，則是將政事堂改為中書門下。

    這可并不僅僅只是更名，而是要改制。因為更名之后用印也要變。原來用政事堂之印，現(xiàn)在用中書門下之印。政事堂是會議，加印之后的文件只能算會議紀要；中書門下卻是機構(gòu)，形成的便是政府公文。一樣嗎？不一樣吧！

    其他方面當然也都發(fā)生了變化。以前，宰相們不過坐而論道，開會的地點也先在門下省，后在中書省?，F(xiàn)在則不但有了正規(guī)的官署，還有了五個下屬辦事機構(gòu)。借用現(xiàn)代政治術(shù)語，就是國務會議變成了國務院。與之相適應，原來的集體負責制也會變成個人負責制，甚至首相的獨斷專行。[38]

    后來一位宰相能獨專朝政十幾年，原因之一在此。

    當然，這并不該張說負責，因為集權(quán)化正是姚崇時代就已經(jīng)開始的趨勢和政策。但可以肯定，張說既然要提高宰相地位，加強宰相權(quán)力，便容不得別人節(jié)外生枝。何況作為科舉官僚和文壇領(lǐng)袖，他也看不起宇文融這樣靠世襲特權(quán)進入官場的北周皇室后裔，以及其他那些沒有學問和文采的務實派官員?？傊麄兊拿懿豢烧{(diào)和，只看誰勝誰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