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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會兒，對面的沉默也被打破，為首的那商人道：“沈老爺子說得有道理，看這樣子，蘇州城的米價一時半會兒是平衡不下來，咱們得做好長期的準備？“

    第三個商人道：“我到是想，可這卷已經(jīng)發(fā)了這么多了，米價再不下來，我也撐不了幾天了，出了關門之外，別無他法？”

    第三個商人心頭雖也焦急，可著實不愿意聽這喪氣的話兒，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朗聲道：“你急什么，這不是有沈老爺子么，今日若能得到沈老爺子指點一二，管他蘇州城亂城什么樣，你我悶頭發(fā)財便是？”

    “不錯，蘇州城亂也好，不亂也好，咱們打開門做生意，賺我們的銀子便是，朝廷的那些大事與我們可沒什么關系？“第四個人商人大聲道。

    這話兒立即得到了回應，酒肆之中氣氛變得熱鬧起來。

    第五個商人道：“就該如此，咱們是商人，賺銀子是第一要務，其他的那都是讀書人該去思索的事情，咱們就算是想去做，沒準兒朝廷還不愿意呢？“

    “就是，你們別忘了，咱們蘇州第一富商的下場，要不是馬皇后還指不定有多慘呢，所以啊，朝廷的事情咱們不參合，蘇州城亂也好，不亂也罷，咱們要的是銀子？只要有了銀子，管它餓死多少人，亂成什么樣子？“第七個商人罵罵咧咧的道。

    眾人中沈老爺雖面色如常，但在說到沈家的時候，面上的肌肉抖動了一下，其余眾人則口口聲聲應著，但語氣里的委屈展露無遺。

    楊崢等人聽到這一番沒心沒肺的話兒，差點沒怒發(fā)沖冠沖過去好好教訓教訓這幫挨千刀的商人，可細細一想，又有恨不起來的理由，自古至今，天下人將做販運貿(mào)易的叫做”商”，坐售貨物的叫做”賈”，即所謂”行曰商處曰賈”。到了春秋時期的商賈，已被列為四民之一?！蹲髠鳌贩Q”商農(nóng)工賈，不敗其業(yè)”(宣公十二年)，又稱”商工皂隸，不知遷業(yè)”(襄公九年)。盡管此時商人的社會地位還很低下，還是在官府直接控制下的”工商食官”的商人，但是已經(jīng)是一種專門職業(yè)。所以齊桓公問管仲曰：”成民之事者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其事易?！惫唬骸碧幨俊⑥r(nóng)、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圣王之處士也，使就閑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nóng)，就田野”，并且由于商人必須善于”觀兇饑，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jiān)其鄉(xiāng)之貨，以知其市之賈”，并且還要能夠”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料多少，求貴賤”。古時雖然泛言商賈，實則二者是有區(qū)別的，《周禮•；天官•；大宰》之職曰：”以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孫詒讓注云：”行曰商，處曰賈者。可見，春秋時期，由于公社內(nèi)部已經(jīng)有了量變，有了一定程度的內(nèi)部分工，出現(xiàn)了一種”商”，專門從事遠程販運，組織貨源，所謂”服牛輅馬，以周四方”的就是這些人。

    另一種是”賈”，即居肆列貨，”以待民來，是直接向消費者售賣，”以求其利”?！蹲髠鳌氛压贻d，晉國韓宣子要鄭國商人的玉環(huán)，子產(chǎn)不給。后來鄭國商人雖然私下同意，但他卻說：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嵩、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zhì)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梢?，這個商人既然不能自主經(jīng)營，尚是”工商食官”下的商人無疑。當時的商業(yè)活動，雖在市場上進行，即所謂”處商就市井”，但是根據(jù)當時的管理制度，必須由政府來壟斷市場，掌握物價。據(jù)《左傳》載，鄭、衛(wèi)、宋國都有諸師(《左傳》襄公二十年、昭公二十年)；魯國有賈正(《左傳》昭公二十五年)等官吏管理市場。當時的官府商業(yè)和官府工業(yè)一樣，主要是為了保證奴隸主貴族的需求，不是為了發(fā)展和擴大商業(yè)貿(mào)易，所以”工商食官”制的存在，實際上阻礙了當時商業(yè)和手工業(yè)的進一步發(fā)展，也決定了商人壯大不起來，在地位上一直處于末位。

    勉強好點的算是宋代，商人不僅可以從事多種商業(yè)和販運行業(yè)外，還直接辦產(chǎn)業(yè)。他們邊生產(chǎn)邊販賣，合工商于一身。使得許多商人經(jīng)營多取批發(fā)和長途販運，一些有眼光的商人，甚至在江淮之間從事販鹽，擁有船只千艘。一些富商巨賈，還委有代理人和副手，還使用奴仆營商，著實壯大了一把，只可惜宋代內(nèi)憂外患，商人地位固然提高了不少，但終究是抵不住國破家亡，等到了韃子，與漢人一般淪落到四等人了，好不容易盼到了翻身做了主人，天下重新洗牌，商人的地位沒好不說，還有諸多的限制。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出生農(nóng)家，骨子里對商人有些厭惡，從登基之初，就有不少抑商的言論和舉措。如丙午四月己未，朱元璋在與劉基討論怎樣減輕百姓負擔時，說：“今日之計，當定賦以節(jié)用，則丨民力可以不困；崇本而祛末，則國計可以恒舒?！闭J為，節(jié)省開支可以減輕老百姓負擔，使其不致陷于貧困；“崇本祛末”則國家財政可趨寬裕。洪武十八年九月，更說：“人皆言農(nóng)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至。自什一之途開，奇巧之技作，而后農(nóng)桑之業(yè)廢。一農(nóng)執(zhí)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之，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愣是把商人經(jīng)商看做了阻礙農(nóng)業(yè)發(fā)展的重大阻礙，對于商人的打壓不言而喻了。

    自洪武一朝，其抑商舉措屢屢加強，最終形成了洪武一朝固有的商業(yè)特色，如第一，防止商人隊伍擴大，千方百計阻止農(nóng)民經(jīng)商。蘇、松、嘉、湖、杭五郡地狹人稠，“細民無田以耕，往往逐末利”，洪武三年，“令五郡民無田產(chǎn)者在臨濠開種”。采取移民屯墾的方式阻斷無田農(nóng)民的經(jīng)商之路。如果說，這種方式尚有較溫和的仁政色彩的話，那么，下面這種方式便散發(fā)著一股“血腥味”了。洪武二十四年，太原府代州繁峙縣令上奏：本縣有農(nóng)民三百余戶外逃，累歲招撫不還，乞令衛(wèi)所追捕。朱元璋覽奏后，諭戶部：百姓安土重遷，假使衣食足給，豈肯輕去其鄉(xiāng)？聽其“隨地占籍”，“若有不務耕種，專事末作者，是為游民，則逮捕之”。若離鄉(xiāng)農(nóng)民不務耕種，專營商業(yè)，則視為游手好閑、不務正業(yè)之人，準予逮捕。這就是用皇權(quán)把農(nóng)民重新趕回田園，不允許他們離開土地。使商人數(shù)量被限制在一定范圍內(nèi)，從而限制了商業(yè)的壯大。

    可以說在整個洪武一朝，商業(yè)雖有發(fā)展，但始終壯大不起來，這不能說不是一種巨大的悲哀。

    要說這些限制倒也罷了，人多固然有人多的好處，人少未必就沒有人少的妙用，比如競爭力少，他們可以多賺些銀子，吃喝住行上過好點也不錯，只可惜，他們能想到的，朱元璋早就想到了，為了狠很打壓商人的積極性，朱元璋規(guī)定商人低下的社會等級。士農(nóng)工商天下四等，商人位居最低層。此舉的目的，就是為了為別尊卑，明貴賤，實行居民按等級消費的辦法。不同等級的居民在居住房屋的高低、大小，衣服的質(zhì)料、樣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朱元璋建明后，以掃除胡俗，恢復禮制為己任，承襲了這一制度，從面料、樣式、尺寸、顏色四個方面，確立了明代服飾制度。這套服飾制度的中心內(nèi)容是貴賤有別，服飾有等，不同階級不同等次的人，都只能享用本等級的服飾，不能混同，更不能僭越。如明法典規(guī)定，只有王公貴族、官員，才能使用錦繡、綾史等服飾面料，庶民則只能用綢、素紗，至于商人，因為位居四民之末，是朱元璋要大力抑制的對象，更是連綢、紗都不準使用，只能用絹和布了。服飾等級制度可不是說說好玩的。整個洪武年間，朱元璋屢次申述服飾禁例，一旦有人違犯，就會受到嚴厲制裁。當時有百姓不許穿靴的禁令，有三十八位南京市民就因為違反了這條禁令都被充軍了，強大的壓力下，明初年商人日子還不如尋常百姓，如此區(qū)別對待，好處固然是讓百姓安心耕種，可壞處也不是沒有，整個明朝商人始終對朝廷沒什么忠愛之心，這一點在明末表現(xiàn)的更明顯，但要說他本就是如此，多少有些說不過去，有什么因，便有什么果，大明國策重農(nóng)抑商，自是引不起商人的喜愛，危難之時表現(xiàn)淡漠，似是應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