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一張照片寫的補充說明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三日夜晚，放下筆后我習慣地翻閱當天報紙，在《人民日報》第二版發(fā)現(xiàn)一張小照片，照的是在集市上幾個農民挑選布料和針織品，說明寫道：“山東省平原縣去年農業(yè)又獲豐收，人均集體分配達到二百八十元……”

    普通的人，普通的商品?！叭司w分配達到二百八十元”在三中全會后的中國農村，算不上冒尖。一般的讀者可能隨便看一眼就放開、忘記的。

    然而我激動了，失眠了，忍不住的淚水把手背沾濕了。

    中國有史四千多年了，平原這地方，自戰(zhàn)國“惠文王封弟勝為平原君”算起，也已二千二百多年了。我的祖先，我的兄弟這是第一次“人均集體分配二百八十元”，平原人頭一次被當作富裕了的形象拍下照片來，登在報紙上，向整個地球亮相。我怎能不流淚、怎能不失眠呵！

    我很想找個人談一談。鄰居已經(jīng)睡了；是不是去打個傳呼電話，把女兒從床上喊起來談幾句呢？

    這孩子還算老實、儉樸?？晌覔乃粫堰@“二百八十元”的數(shù)字當回事。會說：“這有什么可大驚小怪的，一個月平均不才二十多塊錢么？”

    是的，我們國家盡管窮，一個大學生畢了業(yè)，第一年工作就會“人均分配”五百多元，第二年達到六百多元。比起經(jīng)濟發(fā)達國家來并不算多。他們也還不大滿足。把這“人均分配”二百八十元不放在眼里，也有他們的理由。

    我并不贊成那種刻板的、向后看的“憶苦思甜”運動。但是，難道不應該叫孩子們知道，這二百八十元對他們的祖父、曾祖、老祖宗們甚至對他們的叔叔、伯父們說來意味著什么嗎？

    我的祖父是木匠，手藝在平原東鄉(xiāng)是出名的。他生了五個兒子，可餓死倆，還賣了一個。我父親十來歲給人放牛，冬天赤著腳，凍僵了就把腳踩到新拉的牛糞中去取暖。老木匠可曾夢到過“人均集體分配二百八十元”的時代？

    “七七事變”那年，我已六歲。中央軍一隊又一隊穿過村子往南撤。鄉(xiāng)新們把麥種都碾了，磨了，嬸子大娘連夜烙餅、蒸饃送到軍人們手里。求他們不要走，不要把祖墳和百姓扔給外國人。他們吃飽了說：“往南撤是委員長的一計，不出一個月就打回來?！睆拇嗽僖矝]有回來。于是平地拉起數(shù)不清的土匪團?！皬埌塑姟?，“胖娃娃”，槍口掛著紅綢，肩上扛著鍘刀，進村后先殺豬打酒，然后把村民趕到打麥場上，把幾個上年紀的捆起來，脖子卡在鍘刀刃下，宣布“馬上給我們籌一百大洋給養(yǎng)費！過十二點湊不齊就開鍘！”新媳婦摘下包銀鐲子，老大拿出銀挖耳勺，一個雞蛋、一筐線穗地湊這一百大洋啊！那時候二百八十元是幾條人命、多少家破人亡的代價?。?br/>
    “大日本北支派遣軍”到了，帶來了數(shù)不清名目的漢奸隊。燒殺搶掠之后，漢奸隊要給養(yǎng)也不敢提一百大洋了。他們知道把全村人捆成一捆也摳不出一百大洋。他們不像電影上的漢奸們那樣闊氣，非吃雞鴨魚肉不可。他們要給養(yǎng)只要高粱餅子、棒子窩窩，一次幾十個，半拉的也行，發(fā)霉的也要。但為這個，老百姓也還是被打得皮開肉綻。因為幾十個高粱餅子也拿不出來。日本人抓夫修據(jù)點，開公路，地里全是野草。老百姓在吃秕子，吃糠，吃榆樹皮，種田人忘記糧食的模樣了。我不知道二百八十元能買多少糧食，只記得那一年我村的首富鄧某人死了，是餓死的。死后人們發(fā)現(xiàn)他屋里還藏著兩口袋麥子。人們當笑話說了多少年，笑他寧可餓死也不肯動這兩口袋糧食。我長大之后，終于明白了這秘密：他是“首富”，是“鄉(xiāng)紳”，憑這地位他在村里說話說上句，拉屎占上風，漢奸政權也高看他一眼，收稅要差對他總客氣些。而他所以能有這點特權，就是比別人多這兩口袋糧食。他是寧舍命也不舍這高貴的首富地位的。

    兩袋麥子賣不出二百八十元吧！

    在舊社會，人們盼清官，說是“官清民自安”。我們平原是有過清官的?！皠⑿聰y民渡江”。劉備是當皇上的材料，該算清了?？伤谄皆斂h長卻沒什么作為，最后只得從下水道溜出城開小差了事。顏真卿是個愛國名士，毛筆字寫得尤其出色。他當了一任郡守也只是留下一塊“東方朔畫像贊碑”，至今由文化館替他保管，在改變縣民受苦命運上并沒留下可稱道的記載。民國年間似乎也有位縣長政聲不錯，每到問案就脫下鞋來親自用鞋底打犯人屁股，在他任上卻有幾千人餓極了去搶大戶，拉起桿子當“匪”。

    這么苦的地方，人們活不下去，就只好四處流竄。于是在軍閥混戰(zhàn)時，不管直系奉系，南軍北軍，打槍拼命的大兵多說山東話；天津賣水的，北京掏糞的，鐵匠爐，鍋餅鋪，打拳賣膏藥，唱曲闖江湖的大多是齊魯方言。我父親給張大帥扛過槍，和“駱駝祥子”搭過伴，所以我才能寫兩筆京津風俗小文。我在日本碰到個鄉(xiāng)親，當雇傭兵和伙夫走遍歐美兩洲，最后落在東京街頭擺地攤，賣“各國西餐”（全是“兵營風味”的食品）。

    “越窮越革命”這句話，后來遭到濫用，不大興時了，四十年前在我們家鄉(xiāng)卻實在是真理。所以八路軍一到，人們的革命熱情就迸放了出來，平原成了抗日根據(jù)地之一。我參軍的時候，同一個部隊里常有來自一個村的三四代人。因為多是同族，孫子當班長，爺爺當伙夫，重孫子當通訊員的“父子軍”并不稀罕。至今我村軍屬多，烈屬多，參加過抗日的老干部多。平原人，遠的不說，從鬧義和團算起，為改變自己貧困的生活命運付出了多少生命，流淌了多少鮮血啊！

    今天我終于看到它“人均集體分配達到二百八十元”了。只有共產(chǎn)黨的撥亂反正政策，才有這奇跡！今夜怎得安眠呢！這二百八十元得來不易呀！

    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這幸福溫飽的景象一度是距離我們這么近、看得這么清晰的。可是陰錯陽差，又遠去了，又模糊了。在一九五七年的那場誤會不久，我的親弟弟和堂弟弟竟“盲目流入”到東北大森林里去了。他們到北京求我?guī)椭焚M，訴說困難。我拍著桌子怒斥他們“攻擊三面紅旗”。后來，他們流落在一個小車站上衣食無著，來信叫我寄點錢去幫助他們繼續(xù)趕路。我為“劃清思想界線”不予理睬，反把信交到一個組織部門里去，以示我這“戴帽右派”要繼續(xù)革命，并從此兄弟間斷絕了關系。我以為我是對的。不久之后，一個四十年前領導過我的老同志來北京看病，見到了我。我知道他一直沒離開平原一帶，就打聽家鄉(xiāng)真相，他沉默了許久，低聲說：“平原人為革命出過力。作為共產(chǎn)黨員，我怕見他們。咱們沒把事辦好啊……”我很困惑，從此，我再不敢打聽家鄉(xiāng)的事。

    一九八二年秋天，我突然接到一封信，隨著又有兩個同志來訪，信是德州地區(qū)文化局寫來的。來人是距我村只有半里路的一個鄉(xiāng)親——我弟弟的同學。他們說家鄉(xiāng)在辦一個“小說寫作學習班”，叫我去講點什么。我的天！是我聽錯了還是當真又“換了人間”？家鄉(xiāng)的老百姓居然不僅要看小說，而且還學習起寫小說了，這可得是先吃飽肚子才能有的“閑心”咧！曾經(jīng)有朋友出于善意，批評我的小說是“吃飽飯后的文學”，我并不反感，因為我暗自以為，人在饑火如焚的時刻是無暇顧及什么“三言二拍”、民族風格、現(xiàn)代派、意識流等等閑事的。于是我去了。

    讓我坦白地說一句：三年前我去日本訪問，看到我離開三十五年后的日本的變化，我是很驚異的?？蛇@一次在家鄉(xiāng)所見，其心情就不能用驚異二字所能概括。因為驚異之外還感到幸福，感到自豪，感到有信心。而作為一個共產(chǎn)黨員又總有一種說不出的自責、自疚和慚愧。

    山一樣的棉花，海一樣的新房，農民家中的電視機，村姑腳上的新皮靴，這些都使我興奮。但最使我動心的，是人的變化。有位同部隊的戰(zhàn)友，渡江戰(zhàn)役被打掉七根肋骨，回鄉(xiāng)后幾十年成了出名的“老大難”。他除去扛搶打兔子，什么活兒也不干。他說“干一天活買不來倆雞蛋，干個啥勁？”可是隊里一分東西就去要，人家不給就吵：“老子的傷疤是狗咬的嗎？”弄得人人指脊梁骨；幾子都離他遠去，出外謀生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他包了塊地種瓜，種葵花，兩年成二萬元戶，蓋了房，置了車，還養(yǎng)了大牲畜。除去交上合同規(guī)定的承包費，他還要多交幾百元，并且把買來的機器、農具、牲畜主動供大家使用。他說：“這些年窮得我沒臉沒皮，成了全村的累贅?，F(xiàn)在我這個共產(chǎn)黨員要起點作用了，要為國家和鄉(xiāng)親們作點貢獻了?！蔽一卮迦ヌ酵?，沒想到流落外地幾十年的弟媳帶著孩子到村頭接我。我當年罵他們沒有罵回家來，政策一改變，還沒到人均分配二百八十元，他們就自動回來了。她說：“家里有面，有油。哥，回家給你炸饃饃吃?！蔽业牧硪粋€堂弟，前些年生活困難，對他媽照顧不好，他媽分出去單過，族人頗為側目。這次我到他家去，新蓋的屋內卻端坐著一位本族的叔叔。原來這叔叔今年已八十出頭，孤身一人，生了幾天病，堂弟便把他接到自己家中侍奉他。人們悄悄告訴我：“他娘死早了，要是趕上三中全會，趕上今天，這兒子說不定還是個孝子呢！以前是真窮啊！孩子太多……”我不贊成“衣服食足然后知禮義”的說法，在國外我見過衣食很足而不把父母當人的人。但若說窮限制了人們充分盡到應盡的某些義務，或許不是一點道理沒有。山東這地方卻也是勤勞刻苦、古風極盛的禮義之地。經(jīng)濟發(fā)展了，精神文明提高了，歷史形成的某些病變會除去，中華民族的許多傳統(tǒng)美德會在共產(chǎn)主義思想的照耀下獲得新的質變與發(fā)揚。

    在我們村里，我看到領導人已經(jīng)多半換成我弟兄輩和子侄輩的人了。當年離家時，送我參軍和每月往家中運抗屬補助糧的祖父、父輩的老黨員、老干部多已故去和退休。現(xiàn)在的領導人，年輕，有文化，思想解放，充滿了活力。我的一位叔叔，從抗日時就當村干，幾十年來忽而上去，忽而下來，一會兒是“先進人物”，一會兒是“落后典型”，受過鄉(xiāng)親的感激，也挨過不少咒罵，現(xiàn)在退居第二線，這次回家，我母親特別囑咐我去看看他，說，“你這叔叔當了幾十年干部不容易，鄧莊的老百姓不能忘記人家的好處。那些年，有些事要不是他作主，群眾更難活下去呀。他自己除去和大家一樣受窮挨餓，還比群眾多受了許多氣惱！”回村我見到他，把母親的話說給他聽。他頭發(fā)光了，牙掉了，頭腦卻極清楚。聽后連連嘆氣說，“可不敢這么說！我管事的時候，咱村餓死過人?。∧愣竽镳I死了，我這個黨員總覺著欠全村的債呀！現(xiàn)在好了，中央的政策好，能像個黨員的樣子干事了，可我也老了，你們這一代好好干吧，好好干吧！”而年輕的一代人卻是很少談這些往事。他們總是跟我講“咱村的棉花還不行，得向鄰縣看齊?！薄霸圻@新房蓋得不少，可都是土坯的。還有草頂呢！還得變，瞧入蓮花池，一磚到底的大瓦房，還洋灰抹地咧。只要政策不變，咱們的生產(chǎn)生活就會大變，越變越好！”

    現(xiàn)在十二大開過，五屆人大第五次會議也開過了。正確的政策已作為黨章國法定下來，鄉(xiāng)親們安心了。他們來信叫我寄一些學文化、學農業(yè)技術的書（以前來信不是要錢就是要糧票）。人們顯然悟到了一點真理：要改變幾千年來的貧困狀態(tài)，靠“清官”不行，靠好心的蠻干也不行，要靠黨的正確政策和科學。平原和全國都要大變，越變越好。但我還是要告訴孩子，別小看這“人均集體分配二百八十元”！這是個歷史的界標。以此開始，我們甩掉了幾千年沒斷過的饑寒。從此為起點，我們會永遠甩掉貧困和落后。應當把這“人均集體分配二百八十元”幾個字和它的日期也刻在碑上。它的價值不會低于顏真卿那塊“東方朔畫像贊碑”的！

    一月十三日夜，北京